1992年夏天，正是鄧公南方講話引發全國改革開放**再起、世人矚目的“十四大”即將召開的重要時刻，受新華社委派，我和另一位記者李曉崗聯合就國內一些宏觀問題進行了一次曆時兩月的大跨度采訪。出於選題的需要，我們的行蹤幾乎包括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部分熱點地帶，興旺的廣東、雄風重振的上海、活躍的溫州、不甘沉寂的寧波、新開放的雲南和北方新崛起的山東以及仍被“東北現象”困擾的遼寧；我們還拜訪了各省市的主要負責人，如上海市市長黃菊，湖北、雲南、山東、遼寧的省委書記。在此期間，我們還深入西南邊陲的大理、瑞麗、西雙版納等地區，考察邊貿之餘領略了少數民族的醉人風情。
借緊張采訪之際，草成日記若幹。盡管略嫌粗糙、零碎，但卻是真情實感。現特奉獻給關心走向市場經濟之中國的讀者們。其中不少在當時不便講、不便多講的東西，現在讀來，或許別有意味吧。
1992年6月12日晴
飛北京。
民航機票又漲價。明漲暗漲，廣州至北京的費用已由五百來元升至七百多元。記得1986年我初下廣州，北京到廣州的機票不足兩百元，短短數年漲了三四倍，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也漲了一兩倍，而且服務質量一年劣甚一年。利用壟斷地位，主要靠漲價來提高效益，恐怕為中國民航獨有吧！
下午抵京。行裝甫卸，三山五嶽的朋友們聞訊即來相會。話題聊開，明顯感到南北差異。誰提拔了，誰得勢了，政治、仕途仍為北京人的熱點話題，不過這次還多了“下海”的新話題，但多是“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這同南方埋首經濟的務實姿態形成鮮明對比。
晚上會《經濟參考報》理論部主任楊繼繩。談及當前形勢，這位新華社公認的經濟學家談到一個信息：近日應邀會見日本新聞代表團時，日方提出了不少問題，對調查采訪頗有借鑒，茲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