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廣平2
當北京“三·一八”事件之後，政治還是那麽黑暗。我們料想：中國的局麵，一時還會不死不活地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難於忍受的。恰好這時廈門大學邀請魯迅去教書，換一個地方也好吧，魯迅就答應去了。其時我剛在暑假畢了業，經過一位熟人的推薦，到廣東女子師範學校去教書。
臨去之前，魯迅曾經考慮過：教書的事，絕不可以作為終生事業來看待，因為社會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壓力，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則可，永遠長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決定：一麵教書，一麵靜靜地工作，準備下一步的行動，為另一個戰役作更好的準備，也許較為得計吧。因此，我們就相約，做兩年工作再作見麵的設想，還是為著以後的第二個戰役的效果打算。這是《兩地書》裏沒有解釋清楚的。
抱著換一個地方的想法到了廈門，遇到“雙十節”，當時使得魯迅“歡喜非常”。因為北京受北洋軍閥統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厭惡雙十節似的，沉沉如死”。大凡人對某一件事的看法有了不同，則感情上也自然產生愛惡兩種極相反的態度。魯迅在北京，對過年的鞭炮聲也聽厭了，對鞭炮有了惡感，這惡感是因為北京的鞭炮聲，代表了陳舊腐朽的一麵，所以厭惡。而廈門的鞭炮聲帶來了新鮮希望，所以就“這回才覺得卻也好聽”“歡喜非常”了。再看他的比較：“聽說廈門市上今天也很熱鬧，商民都自動地掛旗結彩慶賀，不像北京那樣，聽警察吩咐之後，才掛出一張汙穢的五色旗來。”（以上均見《兩地書》）從掛旗上，魯迅判別出自動與被動，覺悟與不覺悟的精神來，說明了北京人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麵旗代表的是封建軍閥的黑暗統治，人民聽警察的吩咐才掛旗，是反抗軍閥壓製的一種無言表示。而在廈門，當時，大革命的浪潮，正從南方興起，人民對民主革命抱有一點希望，那是在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影響下來慶祝節日的，所以魯迅差強人意地認為：“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實是‘國民黨的’的，並不怎樣老舊。”（引文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