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病情以這樣的狀態持續了一個多星期。其間，我給遠在九州的哥哥寫了一封長信。寄給妹妹的信則是由母親寫的。我心想，恐怕這是寫給他們的最後一封關於父親病情的信了。所以，在給他們的信中都寫明“到最後時刻就發電報叫他們回來”。
哥哥工作很忙，妹妹有孕在身。所以，父親的病情還沒到危急時，是不能隨便叫他們回來的。可是，如果他們專程抽空回來卻又沒趕上見最後一麵，難免要責怪我，那我也很憋屈。在如何把握發電報的時機上，我體會到了別人所不知道的責任感。
“我也沒法告訴你準確的時間。不過，病情有可能隨時變危急，請做好思想準備。”
從車站所在的小鎮請來的醫生對我這麽說。我和母親商量之後，決定拜托這位醫生從小鎮醫院請一位護士過來。當父親看見一位穿著白大褂的護士來到枕邊向自己打招呼時，不由露出了詫異的神色。
父親早就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但卻沒有意識到死亡正逐漸迫近。
“等病好了，我就再去東京玩一次。這人呀，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會死掉。想做什麽，就得趁活著的時候趕緊做。”
母親隻得無奈地附和著：“到時帶上我一起去吧。”
有時父親又滿臉淒然地對我說：“我要是死了，你得好好照顧你母親。”
我對“我要是死了”這句話有著特殊的記憶。——離開東京之前，我畢業的那天晚上，先生對夫人反複說了好幾遍這句話。我回想起先生麵帶笑容的表情，還有夫人捂著耳朵不願聽這句晦氣話的樣子。當時我聽到的“我要是死了”隻是單純的假設，而此刻我所聽到的這句話，卻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實。我沒法像夫人那樣捂住耳朵，而隻能在口頭上安慰一下父親。
“別說這樣的喪氣話。你不是說等病好了還要去東京玩嗎？帶上母親一起。這次你去了一定會大吃一驚的，變化非常大。光是電車線路就新開了很多條。電車一通行，街道自然也會發生變化，而且市區也重新劃劃了。可以說，東京每時每刻都在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