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許老師，您好！您從山東大學畢業留校任教，耕耘講壇8年之後又師從徐蘋芳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從事城市考古的研究，直至現在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裏頭考古隊隊長，您的學術視野更加開闊。能否回顧一下您的研究曆程，尤其是研究三代都邑文明的心路曆程？
許宏：我個人的研究領域基本上可以用“中國文明化進程的考古學探索”來概括。主要的著眼點是文明化、城市化、國家化和社會複雜化，其中“三代都邑文明”是關注和研究的重點。
1984年我本科畢業留校時，研究方向就定在先秦。先是當輔導員，做學生管理工作，現在想來那也是一段難得的曆練；同時給講新石器考古的老師當助教，準備幻燈片、輔導學生。當助教時又在職攻讀了碩士學位，學位論文做的是山東地區的商代文化；攻讀學位時又參加了國家文物局舉辦的田野考古領隊培訓班。1989年碩士畢業，同年領隊培訓班結業，第二年拿到了個人考古領隊資格，提上了講師。這期間多次帶學生實習，發掘的是出有陶文的丁公城址，此遺存屬於新石器到商周這一段。後來因教學需要，給學生上過“戰國秦漢考古”課。從專業領域上看都屬於中國考古學的前段。這就是我在山東大學任教8年的經曆，回想起來趁年輕還是幹了不少事兒，挺充實的。從新石器到東漢考古的學習、發掘、教學和研究，初步奠定了日後業務發展的基礎。
1992年我到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讀博士，師從徐蘋芳教授，專業方向是城市考古。徐先生主要研究的是曆史時期考古，從秦漢一直到明清。但是徐先生是一位貫通的學者，他任所長的時候組織召開了兩次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研討會，就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明形成的研究。我和徐先生商量學位論文選題的時候，先生說既然你的學術背景是前段，那麽你就做先秦城市考古吧，研究下限就定在戰國——寫中國的前帝國時代。這樣我的學術積累就全用上了。論文涉及範圍從社會初步複雜化的仰韶時代後期開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課題研究的上限定在公元前3500年），一直到戰國，上下3000年，縱橫幾千裏，要把中國城市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這麽大一個主題梳理清楚。4年之內終於完成了論文，這使我對中國城市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宏觀進程有了初步的把握，也就奠定了我的學術基礎，讓我對早期中國有了一種“通”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