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死後，貴族階級，墮落崩壞，益發激進，儒家思想暫轉入消極的路去，如子夏、曾子等是。
曾子處費，受季孫氏之尊養；子夏居魏，為文侯師。魏文侯與季孫氏，一篡位，一擅國，依儒家精神言，全該打倒。惟那時的儒家，不僅無力推翻他們，仍不得不受他們的尊養奉事。此因當時儒家的勢力和地位，仍需賴貴族扶護。於是漸漸轉成一種高自位置、傲不為禮的態度，這是一種變態的士禮。子夏、曾子、田子方、段幹木、子思全是這樣，此與孔子所謂「禮」絕異。
從此等消極狀態下又轉回來，重走上積極的新路，他們開始再向政治上幹實際的活動。便成後來之所謂法家。李克、子夏弟子、吳起曾子弟子、商鞅李、吳之後起可為代表。
季孫氏固不能眞欣賞孔子，然他們卻佩服孔門之冉有、子路。魏廷亦未必能眞尊事子夏、田子方，然卻不能不用李克、吳起。因用李克、吳起，不得不虛敬子夏、田子方。孔子、子夏同采一種不合作的態度，來保持他們學術上的尊嚴。冉有、李克之徒，則以眞實的事功，換取當時的信仰與地位。此孔子所謂「具臣」。然亦有一個限度，相助篡君謀國，則不為也。
法家用意，在把貴族階級上下秩序重新建立，此仍是儒家精神。他們隻避去最上一層不問。此孔子所謂「成事不說」也。然而吳起在楚、商鞅在秦，都因此受一般貴族之攻擊而殺身。
吳起、商鞅皆不過以東方魏國行之已效之法移用與楚、秦。惟晉國公族本弱，魏新篡位，更無貴族，故變法易。楚、秦雖受封建文化薰陶較淺，然傳統貴族勢力則較東方三晉新國為大，故以東方當時新法推行於楚、秦，而受一輩舊勢力之打擊。
遊仕的勢力與地位，漸漸提高，他們拚命苦幹的精神，卻漸漸消沉。地位高了，自然不願做犧牲。自吳起、商鞅以下，漸漸變成以術數保持祿位的不忠實態度，其人如申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