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學最先姿態，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種師道運動。這一運動，應該遠溯到唐代之韓愈。韓愈開始辟佛衛道，他特寫一文名《師說》。他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惑也。”此三項中，自然尤以傳道為主要。韓愈之所謂“道”，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之後而不得其傳焉的道。換言之，韓愈所指，乃是中國曆史文化傳統之“人文道”，而非印度東來的佛教出世道。韓愈是當時的古文家，但他說：“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韓愈提倡古文，所以樹異於當時進士的詩賦。韓愈提倡的道，則以樹異於當時崇尚的佛教。這一爭辨，並不盡是文字的，理論的；而更要者則是人格的，教育的。韓愈特著《師說》，已見到這一點，而當時並沒有大影響，影響直要待宋學之興起。
宋學興起，既重在教育與師道，於是連帶重要的則為書院和學校。書院在晚唐五代時已有，而大盛亦在宋代。
因此我們敘述宋學興起，最先應注意的，是當時幾位大師的人格修養及其教育精神。胡瑗、孫複則恰是兩種人格的典型。後人說：“安定沉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但他們兩人的一段苦學經過，則更值稱道。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學者稱安定先生。他自幼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複、石介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複展，深怕幹擾了他苦學的決心。他們當時的苦學處，為今泰山南麓棲真觀，這是一個道士廟，觀旁至今有投書澗，即因瑗名。當時社會無學校，無師資，他們在道士觀十年的苦學，遂為此後宋學打開一出路。
胡瑗可說是宋代第一教育家。從棲真觀學成歸來，即以經術教授吳中。範仲淹知蘇州，聘他為蘇州府學教授，後又為湖州教授，前後共二十年。他所定的“蘇湖教法”，後來遂為中央政府所采納，並聘他去管勾太學。他畢生先後門人迖一千七百餘，即此一端，真可當得起近代中國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創始了相似於近代的分科教學法，設立“經義”“治事”兩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生，講武以禦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各使以類群居講習，亦時時召之使各論所學，而親定其是非。或自出一義，令人人以對，而再加以可否。或即當時政事，俾學者討論折衷。大抵經義重通才，重學理；治事重專家，重實習。他的教育法，重在各就性近，自己研修，而濟之以師友之輔助，即以相互討論為指導。後來宋神宗問他學生劉彝，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劉彝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