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對我國的同性戀現象進行研究時，常常為這樣的問題所困擾：你們為什麽放著很多重大問題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戀？假如這種詰難來自社會學界同仁，並不難答複。正文中將有專門的章節討論做同性戀研究的原因。難於答複的是來自一般人的詰難。故此這個問題又可以表述為：你們作為社會學者，為什麽要研究同性戀？回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並不在於我們缺少研究同性戀的理由，而在於我們缺少做出答複的資格。眾所周知，隻有一門科學中的出類拔萃之士，才有資格代表本門科學對公眾說話。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做出解釋。我們做這項研究所受到的困擾，不隻是詰難，而且在於，社會中有一部分人不讚成研究同性戀。毛澤東曾說，對牛彈琴，如果去掉對聽琴者的藐視，剩下的就隻是對彈琴者的嘲弄。雖然如此，我們仍不揣冒昧，不懼嘲弄，要對公眾陳述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立場，以及根據這樣的立場，對同性戀的研究為什麽必不可少。
半個世紀以前，在文化人類學中處於泰山北鬥地位的馬林諾夫斯基為費孝通所著的《江村經濟》一書作序時，對費孝通的工作給予極高的評價。馬林諾夫斯基認為，這本書的最大優點在於，它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進行觀察的結果。正因為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它是一個實地調查者最珍貴的成就。
費孝通的研究對象是一個社區，包括了社區生活的每一個方麵。這樣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麵，與我們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這項研究中有一些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記取。這就是，作為土生土長的人，對熟悉的人群做實在的觀察，不回避生活的每一個側麵。這種實在的作風乃是出於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夠解決問題，因為真理不是別的而是人對真正的事實和力量的實事求是。”站在這種信念的對立麵的，是學院式的裝腔作勢，是“以事實和信念去迎合一個權威的教義”。於是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科學便被出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