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小說有種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她對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國有種老女人，麵對著年輕的女人，隻要後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設法給她罪受：讓她幹這幹那，一刻也不能得閑，幹完了又說她幹得不好；從早嘮叨到晚，說些尖酸刻薄的話——捕風捉影，指桑罵槐。現在的年輕人去過這種生活，一天也熬不下來。但是傳統社會裏的女人都得這麽熬。直到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這女人也變得和過去的婆婆一樣刁。張愛玲對這種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說寫得很地道。但說句良心話，我不喜歡。我總覺得小說可以寫痛苦，寫絕望，不能寫讓人心煩的事，理由很簡單：看了以後不煩也要煩，煩了更要煩，而心煩這件事，正是多數中國人最大的苦難。也有些人煩到一定程度就不煩了——他也“熬成婆”了。
像這種人給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國有，外國也有。我在一些描寫航海生活的故事裏看到過這類事，這個折磨人的家夥不是婆婆，而是水手長。有個故事好像是馬克·吐溫寫的：有這麽個千刁萬惡的水手長，整天督著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講衛生雖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過分。有一天，水手們報告說，一切都洗幹淨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發現所有的地方都一塵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說：好吧，讓他們把船錨洗洗吧。整天這樣洗東西，水手們有多心煩，也就不必再說了，但也無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辭活不幹，也得等到船靠碼頭。實際上，中國的舊式家庭，對女人來說也是一條海船，而且永遠也靠不了碼頭。你要是煩得不行，就隻有跳海一途。這倒不是亂講的，舊式女人對自殺這件事，似乎比較熟練。由此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這種故事發生的場景，總是一個封閉的地方，人們在那裏浪費著生命。這種故事也就帶點幽囚恐懼症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