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請我給她的新作寫序——像這樣的事求到我這無名之輩頭上，我想她是找對了人。我比艾君稍大一些，“文化革命”開始的時候是個中學生。我的出身當時也不大好，所以我對她說到的事也有點體驗。我記得“文化革命”剛開始時，到處都在唱那支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與此同時，我的一些同學穿上了綠軍裝，腰裏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麽出身？”假如回答不是紅五類之一，他就從牙縫裏冒出一句：“狗崽子！”他們還幹了很多更加惡劣的事，但是我不喜歡揭別人的瘡疤，而且那些事也離題了。
我說的這件事很快就過去了。我的這些同學後來和我一起去插隊，共過患難以後，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始終以為他們那時的行為很壞。“文化革命”是件忽然發生的事，誰也沒有預料到，誰也不可能事先考慮遇到這樣的事我該怎麽做人。我的這些同學也是忽然之間變成了人上人——平心而論，這是應該祝賀的，但這卻不能成為欺壓別人的理由。把“狗崽子”三個字從朝夕相處的同學嘴裏逼出來，你又於心何忍。我這樣說，並不等於假如當年我是紅五類的話，就不會去幹欺壓別人的事。事實上一筐爛桃裏挑不出幾個好的來，我也不比別人好。當年我們十四五歲，這就是說，從出世到十四歲，我們沒學到什麽好。
我在北方一個村裏插隊時（當時我是二十二歲），看到村裏有幾個陰鬱的年輕人，穿著比較幹淨，工作也比較勤奮，就想和他們結交。但是村裏人勸我別這麽做，因為他們是地主。農村的情況和城裏不一樣，出身是什麽，成分也是什麽。故而地主的兒子是地主，地主的孫子也是地主，子子孫孫不能改變。因為這個原因，地主的兒子總是找不到老婆。我們村裏的男地主（他們的父親和祖父曾經擁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給了貧下中農以求子女能改變成分。我在村裏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種得比較好，房子蓋得也比較好。這是因為他們隻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麵救濟。據說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學習成績總是比貧下中農出色，因為他們除了升學離開農村外，別無出路。這一點說來不足為奇，因為在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在商業方麵也總是比較出色。但是在“文化革命”裏，升學又不憑學習成績，所以黑五類就變得絕無希望。我所見到的地主就是這樣的。假如我宣揚我的所見所聞，就有可能遇到遇羅克先生的遭遇——被槍斃掉，所以我沒有宣揚它。現在中國農村已經沒有地主富農這些成分了，一律改稱“社員”。這樣當然是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