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保改革並沒有解決幕藩體製的深刻矛盾，反更加深了矛盾。例如當時麵臨最重要的商品貨幣經濟急劇發展的問題，已經證明單純複古政策抑製不了它。因此，改革表現為一方麵統製、壓抑商業資本，另一方麵又與之妥協並利用它，結果造成商品貨幣經濟更發達。在對待商業資本侵蝕農村、農民喪失土地的問題上，盡管一再禁止土地買賣、分割，抑製商人勢力，而事實上卻聽任土地典當、租佃、默認兼並，並鼓勵商人投資開墾新田。幕府既宣布不受理旗本、禦家人欠商人債款的訴訟，似乎是對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壓迫。但另一方麵又承認商人組織行會，給予經濟壟斷權，企圖通過行會組織統製和利用商業資本，結果反招致商人操縱市場。增產興業也是依靠批發商人來吸收其經營成果，事實上默認商業發展和批發商、經紀商勢力的增大。
享保改革後期，由於它適應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已引起封建經濟組織和社會秩序的變化，一時取得成效，延長了幕府的壽命。也就是說，由於它適應社會經濟的變化，甚至與之妥協，擴大了幕府存在的基礎。
總之，享保改革具有加強幕藩體製複古、抑製商業資本的一麵，同時又具有適應現實的一麵。如任用人才，獎勵實學，發展生產，與商業資本妥協並進而利用。所以，內田銀藏認為“吉宗的時代是德川時代最光輝的時代”[229]，但改革必然招致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幕藩體製矛盾的進一步擴大。它雖然在最大限度掠奪生產發展成果方麵取得成效，一時解救了幕府的財政危機，但它同時又促使社會階級矛盾更激化，引起了廣大農民愈加強烈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