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港後，農民和城市貧民生活惡化，他們反封建的鬥爭規模也隨之擴大，帶有全民族的性質。農民起義次數劇增，1860年發生43起， 1865—1867年平均每年發生55.3起，這都超過了上一次農民運動**期——天保年間（1830—1843）每年平均發生32.5起的數目。[301]農民起義的性質也從全體農民起義演變為“改革世道”起義。這是以農民為基礎的反抗幕藩領主製、地主製、商業高利貸資本等剝削階級的鬥爭。鬥爭方式已不再“越訴”，而采取直接行動，摧毀地主富商住宅，要求減免租賦，自由販賣農產品。並燒毀“檢地賬”，平分土地財產，從而具有比18世紀初更進一步否定領主製的土地革命傾向。
城市貧民起義的次數也顯著增加。1865—1867年平均每年發生16.6起，超過了天保年間每年7.2起的數目。[302]城市貧民搗毀暴動，大部分是反對幕藩領主和商人囤積糧食投機漲價的“米**”（搶糧暴動）。
開港後物價高漲，使下級武士的生活更艱難。幕藩統治者非但無法救濟，反而繼續用“半知”“減知”的辦法克扣祿米，致使他們“怨主如仇敵”。這些下級武士本屬封建社會的特權階級，但在幕末已成為日趨沒落的階層。他們有些人從事商業、手工業，當醫生、作家，有的設塾授徒，不少人甚至脫離藩籍成為浪人，實際上是在向城市小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轉化；他們又是具有一定經濟文化、西方科技和政治思想的知識分子，對新事物敏感，他們已不再向幕藩體製尋求出路，而不同程度地希望從政治社會製度的改革中求生機。自天保改革以來，在薩摩、長州、水戶、土佐、肥前等藩，大部分下級武士遊離在各派政治勢力鬥爭中，一部分被吸收到藩政改革事業裏來。開港後，他們與代表領主門閥的上級武士的矛盾和鬥爭更加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