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行動的指南，有思想，才有行動。和人接觸是一種行動，而行動是有目的的。孫中山與日本人士的接觸也是如此。
1894年孫中山撰寫《上李鴻章書》是他從事革命活動的標誌，也是孫中山在思想上和日本發生關係的起點。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逐步變成近代化國家。這在亞洲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亞洲各國的有識之士皆敬仰維新，力圖走上維新之路。孫中山也不例外。他在《上李鴻章書》中寫道：“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方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1]這說明，孫中山從改革中國的愛國之心出發，仰慕日本的維新。也是他在革命初期與日本人士接觸往來的一種思想基礎。
同年6月，孫中山抵天津，呈遞上書，但李鴻章不予理睬。上書不成，就走上革命之路。是年10月，孫中山經由日本抵檀香山；11月成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從事革命活動。檀香山有許多日人，其中也有政治家，在日人中從事政治活動。日人的政治活動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雖有不同之點，但在變革各自國家的目的上是相同的。這使孫中山在檀香山與日本的政治活動家接觸並來往。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第一次接觸的日本政治家是菅原傳。
菅原傳（1863—1937）是陸前遠田郡湧穀村人，上過日本帝國大學。1886年渡美，在美國大學讀書。當時日本國內正掀起自由民權運動，他在美加入了主張自由民權的自由黨，在舊金山成立愛國同盟會。回國後，辦該會刊物《十九世紀》。1893～1895年，他又渡美。孫中山便是在這個時期與他結識並開始往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