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就司馬光《資治通鑒》寫了《資治通鑒綱目》59卷，從名分論的觀點把倫理政治分為正統與非正統、華夏與夷狄、王道與霸道之別。這種大義名分論思想對日本史學影響極大，林羅山的《本朝編年錄》（即《本朝通鑒》）就是一例。水戶藩主德川光國在大義名分議的指導下編纂了《大日本史》。賴山陽（1780—1832）的《日本外史》22卷和《日本政記》16卷都受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等名分論的影響。在史學觀點方麵，趙翼的“地氣論”和“地勢論”也成為日本史學家的地氣地勢論（以地理條件為曆史發展主要因素的理論）的淵源。
日本史學在體裁上也模仿中國。如中山利質的《楠木誌》（敘述南北朝時期武將楠木正成的忠義事跡）是受清代張鵬翮《忠武誌》的影響；岡本韋安的《萬國史記》是模仿魏源的《海國圖誌》。又如羽倉簡堂仿趙翼著《溫史劄記》。這些著作在明治維新前所起作用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