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町人階層愈不甘心於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因而在元祿前後提出了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四民平等的主張。其表現之一，就是對商人在社會上作用的肯定。如出身長崎通事（譯員）的學者西川如見（1648—1724）在《町人囊》說，商人雖位於四民之末，但它能滋潤天下萬物，[175]對於天子、諸侯等都是有用的。這種思想不僅商人出身的作家中有，而且在儒者中也有。如古學派的山鹿素行說，百工乃天下之要，認為商業活動是社會所必需的。荻生徂徠說：“農者耕田，養育世人；工者作器，供給世人；商者互通有無，助於世人……缺一則國土不存矣。”[176]這些顯然是對商人社會作用的肯定，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的政治要求。
町人思想成長的第二種表現是，否定封建社會的尊卑觀念。例如近鬆門左衛門說：“武士不為貴，商人亦不賤，所貴者唯丹心耳！”[177]西川如見說：“人類畢竟無尊卑之理，微賤者雖身居陋屋，心卻在萬人之上。”[178]心學創始人石田梅岩（1685—1744）更明確地站在商人立場，認為商人行業不應鄙視，它不為私利私欲，而有公益性質。經商有助於天下，商人的利益不可恥。[179]他說：“《大學》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而修身豈有士農工商之別？”[180]陽明學派的中江藤樹（1608—1648）也認為，人“雖有五等之位，尊卑大小之別，但其身卻毫無差別”[181]。因此，“萬民皆是天地之子，人人皆為兄弟”[182]。他的門人熊澤藩山（1615—1691）發展了他的思想，說：“人，皆為天地之子孫，豈有卑賤者？”[183]這些陽明學派對封建等級的否定，比之完全站在商人立場上的石田梅岩，盡管在思想上還有差距，但在反映商人要求的願望方麵，卻有著一致性。這說明商人在經濟領域內已成長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