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為遵旨敬謹詳議事。
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諭遺命四條內無庸郊配、廟祔二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既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從眾議，退而細思，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鑽仰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聖主之博采。
竊以為遺命無庸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
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後開元十一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間郊祀，以藝祖、太宗、真宗並配。後嘉祐七年，從楊畋議，罷太宗、真宗配位。我朝順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大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者，不可不預為之防，故朱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為一經斷定，則巍然七幄，與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尚且不許，罷祀之議更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製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製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為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
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莊文皇後遺命雲：“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謂：“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餘裏，不合祔葬之例。”我聖祖仁皇帝不敢違遺命，而又不敢違成例，故於孝陵旁近建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地宮，至雍正初始敬謹蕆事。嘉慶四年高宗純皇帝遺命雲：“廟號無庸稱祖。”我仁宗睿皇帝謹遵遺命，故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廟號未得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諭反複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亙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