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建立後一個甲子又一年誕生的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是世人豔稱的唐宋文學八大家之一，更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學問家和思想家，被後世稱為王荊公或王文公，在現代學科分類中，屬於文史哲領域都不能不研究的曆史大人物。中國曆史發展至宋代，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都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出現了許多彪炳千秋的人物，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曆史時期，著名曆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在兩宋的燦爛星河裏，王荊公稱得上是巨子，他在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所作出的諸多改革和突破，對當時及那以後包括今天都影響很大。
王荊公籍貫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屬於南方人，在差不多一千年前整個文明核心仍在中原地帶的中國，這一點有時候仍被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據說同時期的傳奇人物邵雍（康節）有一次和客人在處於文明核心洛陽的天津橋上散步，聽到從南方飛來的杜鵑鳥叫聲，慘然不樂，斷定那是天下將亂的不祥之兆，以此來影射不久後朝廷任用南方人王安石執政並搞得天下紛擾（見北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九以及南宋陳長方《步裏談錄》卷上）。
作為一場政治改革運動的兩個核心人物之一（另外一位當然是年輕的宋神宗），後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變法，在中國家喻戶曉，彰顯了王荊公的政治曆史地位。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荊公的詩文被曆代傳頌，成為照耀中國文學史的名字。隨之而來的，是圍繞著他的人品、學問和改革的效應所產生的巨大乃至截然相反的爭論，從他生前就聚訟不已，至今學術界和讀書界仍常有各種議論。
人們常常忽視的是，一個人的言行由他腦子裏的思想決定，而非其他。王荊公被眾所周知的，是他在政治史和文學史上的顯赫地位，可無論是專門研究者，還是普通讀者，對他在思想史包括經學史上的重要曆史地位，比如他的學問和繼往開來的北宋理學尤其是二程兄弟思想的關係，卻往往付之茫然，至今沒有得到很好的研究。這當然有客觀的曆史原因。因此差不多整整一千年後，將荊公現存的全部文字，盡可能予以搜羅，匯為一編，展現給今人以及後人，才是回答“他到底是誰”和“他的時代到底怎樣”這些重大問題的重要一步。讀者若能由此連通王荊公和宋明理學的關係，並懂得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應有地位，那當是對“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精神的極佳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