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期之後，第二次宦官主宰的時代出現在曆史的舞台上。今日山川對垂淚，傷心不獨為悲秋。
文宗頃雖有誌，晚無成功。“甘露之變”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敗，是一次沒有達到任何目的的無效的反擊，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甚至是一場不僅沒有取得絲毫效果，反而帶來無窮災難的動亂。更可悲的是，天子這次任用為左右兩派都深惡痛絕的李訓、鄭注行此大事，道義上都沒能站住腳，因而從當時到後來，連絲毫的同情都不可獲得。
長安的格局由此終於發生了質的變化。
前麵說過，帝京長安由北向南，依次是宮城、皇城、外郭城，而政事堂、中書門下兩省常設在宮城之南，尚書省及六部、九卿、三監等又位於皇城，所以，本朝人把這些政府部門稱為“南衙”，而將位於宮城西北的宦官機構內侍省稱為“北司”，這與“南軍”、“北軍”對稱，同是一個道理。
“北軍”興起後，“南軍”已名存實亡，到了此時，“南衙”竟也讓位於“北司”，宰相和朝廷百官都成了內廷的附庸，宦官終於將政事權也奪到了手中。這一場南、北之爭由來已久，若從王叔文算起，也有三十幾年了，在此時此刻，“北司”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從今以後，盡管朝廷職能部門名義上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實權已不複存在，一切都要視樞密、左右神策和各種中使的臧否行事。所謂“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帝國首都的方正之象，從此成為曆史。
這當然不完全是李訓、鄭注的過錯，“甘露之變”隻是給了宦官一個借口而已，實際上，如果沒有這個借口，“北司”的強大也是一個無可挽回的事實，總有一天，他們要完全成為一個統治階層，而“甘露之變”的失敗使他們開始實現這個美夢。
十二月十六日，有詔停止搜捕追亡，在正式拜相的鄭覃、李石，以及新任京兆尹薛元賞的努力下，長安逐漸恢複了正常。第二年正月，天子發布大赦，改元“開成”，時為公元8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