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與旗人社會
明清鼎革之際，滿人奪取天下，不能不說帶有很大的運氣成分。以事實論，滅亡明王朝的並非滿洲八旗而是天災及由此蜂起的農民起義軍，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順王朝、吳三桂勾結清軍入關之際，很可能又是一場瘟疫讓大順軍喪失了戰鬥力。從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說，“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借勢而為的機巧之舉。
不可否認，滿人的勝利確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關時不過20萬兵力，這說明八旗鐵騎確有可畏之處。可惜的是，曆史並非一成不變，八旗入關時本為強悍之師，清廷曆代統治者也希望旗人聚合成一個特殊的軍事集團，以長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並讓統治延續更久。但事與願違的是，清廷對八旗的“包養”政策最終令旗人成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數十年後，八旗即喪失銳氣，他們不再是帝國的軍隊主力，而僅僅是作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慶在一道上諭中對此深感憂慮：“朕於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隨駕南巡至杭，營伍騎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虛發，弛馬人墮地，當時以為笑談，此數年來果能精煉乎？”六年後，嘉慶再次訓誡：“各省營員大者養尊處優，小者偷安徇利，當募補兵額之時，即不認真挑選，率以市井遊惰之徒充數。入伍以後，又不勤加訓練，其所謂按期操演者，不過列營布陣，炫耀觀瞻，循行故事而已。”時人昭梿更是在《嘯亭雜錄》中記載，守衛宮門的侍衛們平時並不攜帶武器，“每夏日當值宿者，長衫羽扇，喧嘩嬉笑”，圓明園侍衛“乃竟日**酣臥宮門之前”。
鴉片戰爭前夕，鴻臚寺卿黃爵滋曾在《綜核名實疏》中這樣描述京城八旗：“近見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閑遊，甚或相聚賭博。問其名色，則皆為巡城披甲，而實未曾當班，不過雇人領替，點綴了事。”再如華胥大夫在《金台殘淚記》中所描述的：“（京師）數百裏之區，聚數百萬之眾，遊閑無所事，耳目無所放，終日飽食，誨盜圖奸，或又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