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省紛紛宣告獨立的危急形勢下，兩年被載灃一腳踢走的袁世凱成了收拾殘局的不二人選。但就在袁世凱被授為欽差大臣並馳往前線督師之時，清廷後院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灤州兵諫”。
當年10月29日，第二十鎮統製張紹曾及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等傾向革命的青年將領在灤州電奏清廷，提出“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皇族永遠不得充任內閣總理大臣和國務大臣，國事犯之黨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條要求。
試想，灤州新軍與京城近在咫尺，朝發夕至，如此禍起肘腋，清廷焉得不慌？
10月30日，載灃以宣統的名義下罪己詔，稱“朕繼承大統，於今三載，兢兢業業，期與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無方，施政寡術。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蒙於僉人，……此皆朕一人之咎也”。
與此同時，清廷宣布赦免黨人，開放黨禁，“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後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赦宥從前一切因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等及此次革命黨人，準其改組政黨，收作國家之用”。另外，又宣布取消“皇族內閣”，稱“我朝定製，不令親貴幹預朝政，祖訓著有明文，實深合立憲國家精義。同治以來，國難未紓，始設議政王以資夾輔，相沿至今。本年設立內閣，仍令王公等充國務大臣，原屬一時權宜之計，朝廷本無所容心”。
在灤州新軍的壓力下，清廷在下“罪己詔”的同時以人類立憲史上最快的速度頒布了《十九信條》（君憲製憲法草案）。可悲的是，數百萬人一年前還為之苦爭不獲的君主立憲製，如今五日即成，可謂賤賣至極。
正如《泰晤士報》評論的，“如果一個月前做到這三條之中的任何一條的話，會在清帝國發生什麽樣的效果啊！曆史現象往往重演。這和18世紀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曹汝霖也頗為諷刺地說：“回想當年（速開國會請願）代表團請願，驅逐出京。今者統帥兵諫，立即照準宣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由此政府威信墜地，政治等於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