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論翻譯，曰“信、達、雅”三字，寫曆史亦同。唯有先“信”，方可求“達”；“辭達而已”後，如能得“雅”，方為上品。
就史論史，清末難稱美好時期，各種批評、指責也在情理當中。但比照之後歐洲皇室如德皇與沙皇的命運，清帝退位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一出悲劇。若對此感到惋惜，實無必要。
事實上，即便載灃學習德國經驗成功，其最終的結果也無非是讓中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遲早要與日本或俄國決一死戰（或許與歐美也難免一戰）。如果真是這樣，愛新覺羅皇族能不能在之後的戰爭中幸存下來，這恐怕還是個未知數。
一戰失敗後，德皇威廉二世被迫流亡，老死荷蘭他鄉；俄國革命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慘遭槍殺。與之相比，隆裕太後與攝政王載灃的退位決定堪稱英明，至少在之後幾十年時間裏，愛新覺羅皇族過上了安逸和平的生活。即便是小皇帝溥儀，在他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之後（偽滿洲國），仍舊得到了新中國的寬恕並得以善終，這不能不說是當年和平退位的一種回報。
當然，作為一個整體而言，旗人在清末及民國後的遭遇令人同情，這同樣是曆史的事實。大體上說，清末“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仍是一種尋找替罪羊的思維模式，革命黨對清廷的痛恨無非是因為其在列強的欺淩下懦弱無能甚至於喪權辱國，革命的心態也無非是“你不行，我來”。但基層的革命黨人及會黨分子未必理解這種思維。他們更願意接受一些如“八月十五殺韃子”之類的簡單粗暴的思維，由此也在辛亥風暴中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悲劇。
更糟的是，在之後的北洋乃至國民黨執政時期，“你不行，我來”的革命正當性並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體現。在列強的欺淩特別是日本的全麵入侵下，新的統治者並沒有表現得比清廷更加出色，中國老百姓也由此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災難之中。如此，在清廷覆亡之後，與之後亂世紛紜的後幾十年相比，寫史者又難免會有撫今追昔之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