鐮倉時代（1185年—1333年）的戰爭形態主要是由騎在馬上的武士集團依靠騎射的方式殺傷敵人，或是直接在陣前進行“一騎討”[25]，這大概就是江上波夫所說的“騎馬民族征服”留給日本的古風。在蒙古侵略日本的文永之役中，這種落後的戰術在作戰初期給日本軍造成了慘重的損失。蒙古人十分熟悉東亞大陸殘酷的作戰模式——弓矢短而射速快，身著華麗大鎧的武士單槍匹馬來到陣前，還沒報完自家名號就被射成了篩子。
在付出了極大代價才在台風的幫助下擊退蒙古軍後，日本人逐漸意識到了自己的戰術問題，在蒙古第二次來襲時廢棄了武士騎射戰術，而是依托西起今津、東到箱歧的防禦石牆，依靠武士的個人武藝與元軍展開慘烈的海灘爭奪戰。蒙古軍始終無法突破石牆，被限製在海灘上一片狹小的地域中，被迫卷入與武士的近身肉搏戰。經過血腥的苦戰，鐮倉武士以精湛的武藝和無與倫比的勇氣徹底擊敗了蒙古軍，迫使蒙古軍回到海船上，最終覆滅於一場神來之筆的台風。在這次蒙古來襲中，日本人認識到了刀劍在混戰中的意義，使得劍術快速發展起來，並逐漸形成了“念流”“神道流”“陰流”和“中條流”四大流派。
在日本劍術的發展過程中，不得不提的兩個流派是出自陰流的“柳生新陰流”和“香取神道流”，其中和中國頗有淵源和恩怨的，是“柳生新陰流”一派。
16世紀中葉，戰國亂世中大量沒飯吃的野武士[26]淪為明朝東南海商的暴力打工仔，以其草芥一般的性命和在亂世中練成的殺人劍術，對抗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從而開始了“嘉靖大倭寇”時代。這些既不把自己的命當命，更不把別人的命當命的野武士在對戰腐敗透頂的明朝衛所兵時，打出了比英國人屠殺南非祖魯人還玄幻的交換比[27]。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53個倭寇從浙江上虞登陸，沿途漫無目的地殺掠，殺死明朝一名禦史、多名高級軍官和官兵上千人，最後竟然進犯南京，流竄兩千裏才被剿滅。其高超的劍術和強悍的戰鬥力深深刺痛了明朝軍人的心，促使戚繼光、俞大猷等將領對明軍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