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明治政府和“皇軍”贏得了西南戰爭，但舊武士在戰爭中表現出的作戰技巧和無畏精神也深深地震撼了他們。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悲劇武士西鄉隆盛戰敗自殺後反而成為民眾的偶像，被作為踐行武士道的典範受到人們的崇拜，而那些戰死以及戰後被處刑的叛亂武士也受到了民眾廣泛的同情。明治政府在尷尬之餘意識到了另外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民族國家的建立實質上是共同體的重建，而共同體的重建必須依賴共同記憶的重構。正如赫爾穆特·理查德·尼布爾所說：
沒有集體記憶，沒有共同體認可的過去，就沒有真正的共同體。要想形成共同體，必須建立共同記憶……共同記憶的多寡決定我們之間聯接的程度。
西南戰爭的結果表明，日本構建整個國家共同記憶的最大公約數無疑是武士道精神，但西南戰爭的結果同時也表明，舊的武士道無法和新建立的近代國家體製相容，於是明治政府立即開始著手構建“新的武士道”。平定武士叛亂的次年即1878年，陸軍大臣山縣有朋頒布了《軍人訓誡》，其中強調：
我國古來武士之忠勇為主，自不待言也。可為忠臣勇士之龜鑒者，世世莫不有之……我日本帝國之人民，以忠良驍勇之名光耀於四鄰，彼我之史乘皆有顯著記載。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傳受，我等血脈中固有之遺物，願永世保存，傳之子子孫孫，勿以不忠卑怯之汙名毀傷祖先之遺物，此乃我等之衷情也。
盡管戰敗自殺，但因其性格中的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因素，西鄉隆盛反而被認為是武士的典範，
受到了人們的廣泛同情和崇拜，這對明治政府來說是一個尷尬的結果
這份《軍人訓誡》裏有兩個很關鍵的信息點：一是將武士道的承載主體進行了轉換，由武士階級變成了“日本帝國之人民”；二是強調“故忠勇者，我等祖先所傳授”，把第一點用“自古以來”的形式確定下來。這份《軍人訓誡》標誌著明治政府開始用“新的武士道”取代“舊的武士道”以完成民族國家共同記憶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