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11月，最糟心的並不是已經終結的俄羅斯帝國，也不是正在解體的奧匈帝國，而是岌岌可危的奧斯曼帝國，這個曾經威震歐亞的霸主在19世紀衰落到被人譏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因為與被譏為東亞病夫的清國人有同病相憐之感，遂被訛為“西亞病夫”，仿佛多了個夥伴，他們就不再孤單。
實際上，20世紀初的奧斯曼帝國遠比同時代的清朝要強大得多，奧斯曼帝國的“洋務運動”不僅早了清朝一百多年，而且改革的範圍和深度均遠超清朝。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奧斯曼帝國已經初步建立了近代工業體係和一支歐洲式的近代化軍隊，大量來自德國的軍事教官使奧斯曼軍隊在軍事素養上並沒有落後於歐洲軍隊太多，奧斯曼軍隊中也不乏穆斯塔法·凱末爾這樣出色的指揮官。在政治上，掌握權力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抱有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摩拳擦掌地希望在新的曆史變革中重振奧斯曼帝國，特別是要向17世紀以來連續發動十次俄土戰爭的俄國複仇。“一戰”爆發前，奧斯曼帝國向英國訂購了兩艘世界一流的無畏級戰列艦，連安納托利亞的小學生都為購買軍艦捐了錢，整個國家似乎處於一種冉冉上升的複興狀態。
然而，在帝國深處，改革引發的一係列連鎖反應卻使帝國的政治和經濟陷入每況愈下的怪圈。從1792年就開始的改革不斷深化和擴大，從起初的引進西式武器和西方軍事技術逐步擴大到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深入司法、管理、稅收、社會習俗各個方麵。到20世紀初，改革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整個帝國核心區的社會麵貌。第一，專製帝國的頑疾在讓改革者們在與守舊勢力的不斷鬥爭中流血、犧牲的同時，也使一些改革者不可避免地淪為和他們一樣的貪腐者。改革產生的紅利讓改革者們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階層，然後又被新的改革者所取代，使改革的成果極大地內耗在這種癌症循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