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兩個世紀
從來不可能對大革命作出中立的評價，對當代人來說，個中原因再清楚不過了。雄心壯誌都被釋放了，利益受到了攻擊或是威脅，毫無妥協可尋。因此早在1791年，對於這場要對整個國家、社會和文化作出突然的且是徹底的改革嚐試的各種對立的立場和觀點已經形成了，那時羅伯斯庇爾僅僅是一個嘮叨鬼，斷頭台還是一個聳人聽聞的玩笑，恐怖統治尚無從設想。但暴力推翻王權的經曆，九月屠殺和共和二年的腥風血雨，讓一切變得匪夷所思，並從此給革命貼上了恐懼的標簽。以清洗屠殺為主的統治方式超出了革命敵人最壞的估計，也考驗著革命同道的容忍限度。因此從1794年以來，存在著三種基本立場。第一種認為大屠殺是引發敵視革命的主要原因，現在看來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革命的支持者則分成了兩類：一類認為，為了保住革命，認為恐怖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恐怖是必須而且應當捍衛的；另一類既不捍衛恐怖，也不承認其必要性，但認為恐怖是可以理解的。這三種態度的具體表達方式多種多樣。用現代術語可以表達為“貴族”(或反革命)、“雅各賓派”和“溫和派”三類，更近的術語則將其稱作“反動派”“激進派”和“自由派”，或者簡單地表述為“右派”“左派”和“中間派”。在兩百年後，法國大革命的史學家依然可以如此劃分。
右派解釋的所有基本要點都可以回溯到伯克。這種解釋認為舊製度依舊是穩固的，而且根本上是可行的，言外之意就是這一體製必然是從外部被摧毀的。罪魁禍首就是啟蒙運動，啟蒙運動持續且不負責任地批判、腐化了對宗教、君主製和既定社會秩序的信念。巴呂埃爾(Barruel)在恐怖結束後闡發了一種更為極端的觀點，將啟蒙運動看成是一種秘密且周密布局的陰謀，目的是要宣傳無神論和無政府主義，主要就是那些共濟會員。這夥人就是在搞破壞，他們宣揚暴力和屠殺深深根植在這場運動中，如此野心勃勃的企圖，是不可能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