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評判一個城市和地區的競爭力時，往往會提起很多顯性的指標，最後再提一下它的文化基因和人文風俗，仿佛這些東西隻能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實際上，一個地方的人文精神恰恰是支撐其發展的內在動力，從某種意義上，有什麽樣的人文精神，也往往能培育出何種特色的產業經濟，造就什麽樣的城市氣質，甚至影響到城市的未來。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版圖上，成都自古以來就有著與眾不同的戰略地位，以至於曆來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一說，在武侯祠至今仍懸掛著“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這樣一副對聯，並深受毛澤東讚賞。隻要稍微查閱一下成都的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裏幾千年來儼然就是一個獨立王國，所謂“水旱從人，不知饑謹”，也造就了這座城市獨特的文化生態環境，堪稱一個最不像西部的城市。
也正因為此，成都人的盆地意識常常為世人所詬病，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也一度束縛住了這個城市前進的步伐，人們在評判成都時常常帶有某種矛盾的心情：一方麵驚歎這裏的物富民豐、生機勃勃，一方麵對成都人骨子裏那種小富即安，不知憂患的精神又不乏批評。成都人自己也似乎很難真正跳出成都來客觀、理性地審視自己，說來說去還是個天府之國，樂土之邦。
2003年初夏，王誌綱與時任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的一次短暫交流中，我們感受到了一種與傳統成都人氣質迥然不同的衝動和深思熟慮。
春城書記雖然話並不多，但至少流露出了幾層意思：其一，城市化的機遇對於西部來說的確是千古一遇，但正因為此，也深感肩上的擔子非同小可，如果沒有科學的頭腦一味蠻幹，弄不好就成了千古罪人；其二，關於成都的美談自己已聽得太多，但成都骨子裏還是有一種不思進取、自我循環的情結，怎麽打破這個看不見的瓶頸；其三，成都下一步到底怎麽發展，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還沒有統一起來，應該有一套係統的城市經營的基本理念以凝聚、感召幹群。憑借敏銳的直覺，李春城深深感到成都在整個中國都很有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甚至提出了能否把成都建設成為“國家級中心城市”的設想，但到底應該怎樣詮釋和演繹，尚未完全破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