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步走回房間。我發誓我再也不要給別人留下任何話柄。我不想聽到有人大半夜在電話裏談論我，也不想聽到別人在該死的廁所裏談論我。
隻要這些都在我的掌控中，相信一切都會歸於正常。
這周五的時候，我得到醫生給我開具的允許戴太陽鏡說明，我很高興地把這張說明展示給塔金頓老師看。“好吧，但是這絕對不是什麽正當的行為。”她說，但是她並不是那種質疑和違抗有醫院抬頭文件的人。
此外，我偶爾還是會迷路；偶爾還是會聽到別人談論我；偶爾我會罵“去他們的”。當然，大部分時候，我還算是正常的。為了能夠抵抗餐廳的寒冷，我多買了幾件毛衣。在學校走廊時，我讓艾斯牽著我的手。我再也沒有回到那個溫室。
周六晚上，我繼續為自己的正常生活而努力，艾斯帶我參加另一所學校網球運動員舉辦的派對。艾斯不厭其煩地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也許我已經見過他了，但是我一晚上都沒有想起來他是誰。
為了行動更加方便，艾斯到達派對地點基本上就把我拋棄了。他加入了一個看著十分複雜的喝酒遊戲，包括射擊、擲飛鏢、骰子、靶心、撞胸等。盡管我看了大概有十五分鍾，還是搞不懂這個遊戲的規則，不知道怎樣才算輸、怎樣才是贏。我想這跟其他所有喝酒遊戲應該都差不多。最後站著的那個人是最終的勝者。
我並沒有跟他吐露我的真實想法，艾斯確實問了幾次我玩得開不開心，我都撒謊說很開心。說實話，我很高興他一直忙著自己的活動，因為除了網球，我實在想不出我們還有什麽共同點。如果把我們之間的對話寫成一部戲劇的話，那真是高中時代真人版《等待戈多》。
艾斯：“那次保羅·依多美尼歐喝得爛醉，從房頂掉到了他爸爸的彈簧**，你還記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