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偶爾有人從鎮上來到村裏就算是遠客了，孩子們都會追著看稀客。在我兒時的記憶裏，外麵的世界是美好的。父親讀過幾年私塾，在村裏算得上是文化人，幹過幾年大隊幹部，是個熱心腸，結識了一些吃公飯的人，因為這個緣故，家裏才偶爾有訪客。客人一來，我們兄弟幾個便可得到一些農村難得一見的糖果之類的稀罕物品，他們的來訪，成為我們兄弟的快樂和期待。
20世紀70年代初，村裏接納了一批武漢來的“知青”，在兒時的印象裏，武漢是非常遙遠的地方。當時，這些“知青”說著與我們發音不同的語言，皮膚白淨，舉止優雅大方，他們談到的很多事，村裏人都不明白。我們常常想，城裏人就是與我們不一樣啊。從那時起，我們夢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為城裏人。
童年時，我的家境還不錯，爺爺奶奶和我的父母都很勤勞，加上父親的“外交”能力，經常能在公路上攬些零活，後來發展到做小包工頭，因此，家庭建設水平在村裏顯得有些鶴立雞群。在電燈取代煤油燈初期，全體村民共用一隻電表，我們家單獨裝了一隻，別人家都用普通的白熾燈，而我們家裝的是日光燈，當時割資本主義尾巴之風刮得正猛，父親對此毫無防備，以致我們全家一個趔趄，陷入了窘迫的生活境地。
隨著歲月的流逝，爺爺奶奶喪失了勞動能力，兄弟姐妹的增多使拮據的生活雪上加霜。為了幫父母一把，我們在剛剛懂事的年齡，就學會了為家庭分憂。不管春夏秋冬，我們都穿著一條補丁摞補丁的單褲上山幹活。在茅稈收購的季節，為了一天能掙上兩元錢，總是早出晚歸，有時候連飯也顧不上吃。
有一次我們搭乘別人的船到水庫對麵山上砍茅稈，結果直到天全黑了也沒有船返回，父母非常著急，發動村裏人提著馬燈滿山遍野尋呼。我們是攀著水庫邊沿被水洗禿的岩壁繞回的，我多次滑落水中，都被兄長和同伴拖住，當時真是險象環生。到家後，父親讓我們倆跪在地上，不準吃飯，不準睡覺，村裏多少人說情，甚至奶奶也跟著下跪，但父親並沒有饒過我們。他憤怒地把我們的書包扔進了火爐，他認為我們應該珍愛的是生命，好好讀書為家爭氣，才是正道，不應該冒風險去掙那兩元錢，如果沒有這種認識，就再也沒有送我們讀書的必要了。從此以後，兄長和我就下決心發奮讀書了，父親經常帶著我們挑著蔬菜和穀子到鎮上賣掉，然後讓我們選購自己喜愛的書籍放在籮筐裏挑回家，很多鄉鄰對此無法理解，笑話父親說，隻有用籮筐挑穀的，沒有用籮筐挑書的。當時，父親隻是笑笑，也許，這正是他的過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