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說到音樂悲劇的特殊效果時，我們把重點放在阿波羅幻象上麵，而這種阿波羅幻象使我們避免與狄俄尼索斯音樂發生直接關係，並容許我們將音樂興奮之情流注於阿波羅媒介物之中。同時，由於這種興奮之情的流注，我們便可以知道如何從內部去看到和了解戲劇媒介達到某一程度，就其本身來看，是在阿波羅藝術領域之外的。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當音樂精神提高阿波羅藝術的水平時，阿波羅藝術到達它的最高峰。這樣，阿波羅和狄俄尼索斯的密切結合就代表阿波羅和狄俄尼索斯兩種勢力的最後完成。
當我們從內部說明阿波羅形象時，阿波羅形象就不再像是阿波羅藝術的微弱表現，盡管史詩和雕刻所能表達的東西具有更大的明晰和更深刻的鼓舞，但是我們的目標不是史詩和雕刻所能表達的，不是使我們觀照的眼光落在個別形相中的寧靜的快樂。我們看看舞台上演出的戲並進入它騷亂的主題範圍，我們感到在我們眼前經過的東西隻是一種象征的形象，我們幾乎看到了它最深刻的意義，同時為了要顯露它背後的原始形象而希望撕去這種象征的形象。形象非常明晰不能使我們滿足，似乎它所隱藏的跟它所顯露的一樣多，而當它要我們穿過帳幕去探測它背後的神秘時，它明顯的具體性卻使我們的眼睛恍惚迷離，不能作更深的探索。
一個不曾體驗到需要注意而同時又需要超越注意的人，是不會為了解悲劇神話而去了解這兩個過程如何明顯地被結合在一起的。但是，真正敏感的觀賞者會證實我的看法，就是在所有悲劇效果中，這個雙重主張是最特別的。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個現象從觀賞者移到悲劇作家身上的話，我們將了解悲劇神話的根源，它與阿波羅共享幻象和觀照活動中的強烈快感，然而它卻否定這個快感，它在具體形相的消滅過程中，發現更大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