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者，佛學之反動，而亦兼采佛學之長，以調和中國之舊哲學與佛學者也。一種學術，必有其獨至之處，亦必有其流弊。流弊不可無以矯之，獨至之處，亦不容埋沒。故新興之學術，必能祛舊學術之流弊，而保其所長；謂為代興之新學術可，謂為改良之舊學術亦無不可也。凡百學術，新舊遞嬗之際皆然。佛學與理學，亦何獨不然。
又天下無突然而生之事物，新者之興，必有所資於舊。天下亦無真芻狗可棄之事物，一種學術，一時為人所厭棄，往往隔若幹年而又盛行焉。理學之於中國舊哲學則如是。中國舊有之哲學，蓋自神教時代，遞演遞進，至周、秦之際而極盛。兩漢、魏、晉，雖間有新思想，然其大體，固不越古代哲學之範圍。佛教興而中國哲學一時退處於無權，然其中固不乏獨至之處。宋學興，乃即以是為憑借，以與佛學相抗焉。故不知佛學之大要，不可以言宋學；不知中國古代哲學之大要，亦不可以言宋學也。
哲學有其質，亦有其緣。論其質，則世界哲學，無不從同；以人之所疑者同也。論其緣，則各民族所處之境，不能無異；所處之境異，斯其所以釋其疑者，亦自異矣。此世界各國之哲學，所以畢同畢異也。明乎此，乃可據見在哲學之條理，以求中國古代之哲學。
哲學之根本雲何？曰：宇宙觀、人生觀是已。人生而莫不求知；求知，則凡可知之物，莫不欲盡明其底蘊。人生而莫不求善；求善，則我之所執以為我者，必求措諸至當之地而始安。夫宇宙者，萬物之總括也；明乎宇宙，則於事物無不明。我者，宇宙中之一物也；明乎宇宙之蘊，則我之所以自處者，不蘄得其道，而自無不得其道矣。此宇宙觀與人生觀，所以二而實一，而各國哲學，莫不始於宇宙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