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曹禺已是海內外聲名鼎盛的戲劇作家。有一次美國同行阿瑟·米勒應約來京執導新劇本，作為老朋友的曹禺特地邀請他到家做客。午飯前的休息時分，曹禺突然從書架上拿來一本裝幀講究的冊子，上麵裱著畫家黃永玉寫給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給阿瑟·米勒和在場的朋友們。
這是一封措辭嚴厲且不講情麵的信，信中這樣寫道：“我不喜歡你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的心不在戲劇裏，你失去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命題不鞏固、不縝密、演繹分析也不夠透徹，過去數不盡的精妙休止符、節拍、冷熱快慢的安排，那一籮一筐的雋語都消失了……”
阿瑟·米勒後來撰文詳細描述了自己當時的迷茫：“這信對曹禺的批評，用字不多但卻相當激烈，還夾雜著明顯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著信的時候神情激動。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這封信裱在冊子裏，現在又把它用感激的語氣念給我聽時，他是怎麽想的。”
阿瑟·米勒的茫然是理所當然的，畢竟把別人羞辱自己的信件裱在裝幀講究的冊子裏，且滿懷感激念給他人聽，這樣的行為太過罕見，無法使人理解與接受。但阿瑟·米勒不知道的是，這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誠。盡管他已經是功成名就的戲劇大家，可他並沒有像旁人一樣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榮譽和名聲。在這種“傻氣”的舉動中，透露的實質是曹禺已經把這種羞辱演繹成了對藝術缺陷的真切悔悟。此時的羞辱信對他而言已經是一筆鞭策自己的珍貴饋贈，所以他要當眾感謝這一次羞辱。
有個普通院校的學生打算參加一家著名報社的暑期實習，但表情傲慢的報社接待人員看了簡曆後，毫不留情地把簡曆丟還給了他：“普通大學的學生暫時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內。”羞辱與尷尬刹那漲紅了那個學生的臉。他在眾人的嘲笑下逃跑似的溜了。但他並沒有就這樣放棄，反而一遍遍激勵自己。經過努力，他終於在另一家更出色的報社找到了實習的機會。是那次的羞辱刺激了他，激發了他的鬥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