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人（至少雅典人）喜歡聽人高談闊論，他們確實也對此相當熱衷，這是他們和非希臘人的一個最大區別。因此，他們甚至要求戲台上的演員也要有高妙的談吐，即使戲劇的情節為此而不按常理安排，也能樂於順從接受，本來演員都不用言辭來表達，十分沉悶，容易混淆！假如用了言辭，就是不可理解的，言辭本身就有失體麵！
今天我們大家都應該感謝希臘人使我們習於這種戲劇上常理安排，而我們也心甘情願地忍受別的不合常理，有唱歌的演員，這就得感謝意大利人。傾聽演員的高妙談吐以及在較為費事的場麵有詳細的敘述，這些都已成為不可缺少的，隻是動作，已無法使我們獲得滿足。
在生命已陷入無底深淵，而人們大部分已失去理智與談鋒的此刻，每當見到那悲劇英雄表現其理性與辭令以及迷人的風度——一種明朗高尚的性靈，便不由得使人如癡如狂。這種“脫離自然的偏差”，也許是最能為人類的高傲所接受的一種花腔，他之所以喜歡藝術，正是因為愛好一種崇高的、英雄式的不合常理、因襲舊傳統的表達。
如果戲劇中的詩人總是隻會沉默，而不將一切轉變成理性和言辭，就會招致厭惡，就像人們會不滿一個無法為最高**找出一種旋律的歌劇音樂家。在這裏，自然是必須反駁的！在這裏，庸俗的魅力必須被較高尚的風韻取代！希臘人在這方麵的成就，遙遙領先。
他們將戲台建得盡可能窄，以免除一切深景的效果，他們使演員不可能隻做手勢或簡單的動作，將他變成一種煞有其事、呆板而有如戴著麵具的標準模樣，也剝奪了自身的深景，並將此定為一種不成文的良好談吐的法則。
事實上，他們的做法已打消了任何足以激起觀眾同情與恐懼的主要效果，“他們不需要同情與恐懼”。這要歸因於對亞裏士多德的最高服從，不過亞氏對希臘悲劇的最後目的並未抓住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