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蘇軾，皆是當時才華橫溢的詩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輕有為的朝臣棟梁。兩人因緣際會地相逢於北宋王朝那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變法革新的黨派之爭不能自拔。政見上的背道而馳，使王安石和蘇軾在官場上針鋒相對。許多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說成不共戴天的仇敵。
1．黨派之爭，結下“不共戴天之仇”。
當時，王安石是堅定不移的變法派領袖，而猶豫不定的蘇軾眼見新法在實施過程中被貪汙腐敗之人利用，成為盤剝百姓的工具，因此，無法苟同王安石激進的改革作風，走上了積極反對變法的道路。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準備變更科舉製度，請求興辦學校，在科舉考試中罷除詩賦等科目，專以經義、論、策來考試。蘇軾隨即上《議學校貢舉狀》，論述貢舉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輕改，並得到宋神宗的召見。王安石對此極為不滿。
之後，宋神宗想讓蘇軾編修中書條例，王安石強烈反對：“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當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蘇軾當諫官時，更是極力阻止，並派蘇軾去做府推雜事的小官。
蘇軾在任開封府推官期間，又呈上《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直言反對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無可忍的是蘇軾的《擬進士對禦試策》，其中提到：“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蘇軾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不聽勸諫、“獨斷專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諫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請黜之。”幾天後，他又對神宗說：“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發蘇軾兄弟運父靈回鄉的過程中偷運私鹽，王安石立即下令徹查，並拘捕了相關人員審問。雖之後查明此事實屬誣陷，但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鋒，蘇軾自知已無法再在朝中待下去，於是請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