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量的軍隊鎮壓，除了層層的官僚統治，除了大規模的屠殺，除了錦衣衛和東、西廠的特務恐怖，明代還應用自古以來從傳到過所這一套製度，把它發展，嚴密地組織。以人民為假想敵，強迫人民互知（互相偵察）舉發，沒有一絲漏洞，構成了窒殺人民、囚禁人民的天羅地網，來維持朱家萬世一係專製獨裁昏**殘暴的統治，這就是明代的路引製度。
公憑在明代叫作路引，軍民往來，必憑路引，違者關津擒拿，按律治罪。
假如漢唐的傳和過所，目的是偏重在保障兵源的話，那麽，明代的路引，用意是偏重在鉗製、束縛、管轄和鎮壓人民。
要了解明代路引製度的作用，最好用創立該製度的人的話來說明。明太祖在洪武十九年（1386）頒行的《禦製大誥續編》裏幾次提到路引，他要四民各安其業，特別指出要互知丁業，也就是互相監視，訓詞說：“先王之教，其業有四，曰：士農工商。昔民從教，專守四業，人民大安。異四業而外乎其事，未有不墮刑憲者也。朕本無才，曰先王之教，與民約告，誥出，凡民鄰裏，互相知丁，互知務業，俱在裏甲。縣府州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必然有效。若或不遵朕教，或頑民丁多，及單丁不務生理，捏巧於公私，以構患民之禍，許鄰裏親戚諸人等，拘拿赴京，以憑罪責。若一裏之間，百戶之內，見誥仍有逸夫，裏甲坐視，鄰裏親戚不拿其逸夫者，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間裏，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裏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人人都安於四業，才好統治。所謂逸夫，是不務四業之人，專會煽惑鼓動，不說“明王出世”，就喊“彌勒降生”，像元末傳播革命的彭瑩玉、韓山童、郭子興和朱元璋自己，都是好例子。要清除這類危險分子，必須知丁，如何知丁？“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也就是調查戶口，這一項朱元璋已經花了十幾年功夫，調查停當，做了戶帖（戶口卡片）和黃冊（戶口調查清冊），並且把戶口編成裏甲，十戶為甲，十甲為裏。甲有甲長，裏有裏長，井然有序。問題是如何才能保證每一丁都是安分良民呢？一個方法是互相監視，“且欲士者誌於士，進學之時，師友某氏，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非縣必州府之學，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為未成士之師，鄰裏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幾出入可驗，無異為也。”學生是有學籍的，先生有人看著，也不會有異為。至於農民，“農業者不出一裏之間，朝出暮入，作忌之道互知焉。”大家都彼此知根知底，可以放心。這兩類人假如要出門，離家百裏之外，就必得有路引來證明身份。至於工人和商人，流動性較大，“專工之業，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裏，往必知方，巨細作為，鄰裏探知。巨者歸遲，微者歸疾，出入有不難見也。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邇水陸，明於引間，歸期艱限其業，鄰裏務必周知。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裏當覺之詢故，本戶若或托商在外非為，鄰裏勿幹”。工商人外出，引上是載明遠近和水陸路程的，鄰裏有責任調查明白，過期要向官府報告，才脫得了幹係。為什麽要這樣做呢？是怕“使民恣肆冗雜，構非成禍，身墮刑憲，將不得其死者多矣”。一句話，複雜得很，危險的很。接著朱元璋又提出辨驗丁引的誥詞：“此誥一出，自京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務必從容驗丁。市村人民舍客之際，辨人生理，驗人引目相符而無異。然猶恐托業為名，暗有他為，雖然業興引合，又識重輕巨微貴賤，倘有輕重不倫，所齎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驗商引物：“今後無物引老者（引老是引已過期者），雖引未老，無物可鬵，終日支吾者，坊廂村店拿捉赴官，治以遊食，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設若見此不拿，為他人所獲，所安（住）之處，本家鄰裏罪如上。”凡是良民，都要自動辨驗生人的引目，要注意引和人相符，和貨相符，如有問題，要立刻擒拿赴官，否則，要處連坐之罪。這樣一來，就構成了一個全體四民的天羅地網，人人都是偵察調查的對象，“逸夫”就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皇基也就永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