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此一問題，可從中外史料兩方麵分論之。《舊·紀》，本年“五月賊圍廣州……黃巢陷廣州，大掠嶺南郡邑”，《新·紀》同；《舊·傳》稱：“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死者十三四，眾勸請北歸”，亦表現夏初巢已入粵。唯《通鑒》獨將陷廣州排在九月，其餘雖采錄《舊·傳》之文，但刪去“自春及夏”一句，又五月末尚稱於悰“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可是彼書亦有不自照應之處，因為五月下又著巢表求廣州節度，王鐸請以李係為湖南觀察，將兵“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末一事《新·紀》係於五月）如果五月巢未入粵，兩方都不至有此準備。何況據《通鑒》，十月廿七巢已經桂州至潭州，把陷廣州放在九月，試聯係實際，中間的時日殊覺不敷分配。
九一六年（梁貞明二），大食人阿布賽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著書，記巢取廣州在回曆二六四年，相當於乾符四年八月三日至五年八月二日（此據陳垣《中西回史年曆表》，桑原書五九頁作“乾符四年八月二日至乾符五年八月一日”，係上差一日），與前引我國記事不符，桑原隲藏因援《舊·盧攜傳》及《新五代史》六五《南漢世家》 （“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以六年說為不可信。（《蒲壽庚考》一四—一五頁）按《舊·攜傳》雲：“五年，黃巢陷荊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各事連敘而下，不定全發生於五年之內，陷荊南、江西原屬仙芝及其餘黨，而且此傳前文既書“乾符末”，下麵又稱四年、五年、六年，正所謂“踳謬較之《新·傳》尤甚”者，（《廿二史考異》五五）是五年說在我國史料中隻有後出之《新五代》一條。抑更須知吾人不能用片麵方法解決問題，而要顧及全局，中回兩曆之對照，其二六四年之下限為乾符五年七月，換言之，如信賽德書不誤，則破廣州應在五年七月底以前。由是，即引起別一個更為複雜而無法解決之問題，即是說，吾人應同時將黃巢從滑州南下起迄破廣州止，所有帶著時間性記錄之活動，一一重新安排。但史料上並未獲得基據，可以任吾人如此做法，結果必至堅持孤證，陷入泥塗，將互有聯係之時間性記錄，任意移動或改造，此則稍經思考而知其必不可行者也。職是之故，破廣州之時間，仍須維持六年夏初之說。《史話》稱：“二月，全軍西征……七月，攻破了廣州”（二一九頁），仍未免以主觀來驅使史料。鄭畋、盧攜之罷相，或以為因南詔處置問題，或以為因黃巢處置問題；關於前一事件，桑原引《新·南蠻傳》，謂應發生於乾符四年初或以前，似難認為二人罷相之原因，故彼主張鄭、盧罷相係爭論處置黃巢之結果。唯是罷相年分，亦有兩說，（一）五年說，見《舊》一七八《盧攜傳》、宋敏求《補實錄》、《新·僖宗紀》、《新·宰相表》、《新》三五《五行誌》、《新》一六○《崔沆傳》及《通鑒》。（二）六年說，見《舊·僖宗紀》、《舊》一七七《豆盧瑑傳》、《舊》一七八《鄭畋傳》《元龜》三三三及《新》三六《五行誌》。桑原之意，史料中最足信賴者為《新·宰相表》，而此表明記五年五月丁酉鄭、盧並罷，故讚同五年之說；兩人之罷，既是五年，則巢圍廣州自不得不認為五年雲雲。（《唐宋貿易港研究》五七—五九頁）餘往年撰《翰林學士壁記注補》（《史料與史學》下或《史語所集刊》十五本），在豆盧瑑條下曾主張六年之說（原文誤以《舊·盧攜傳》加入六年說之內，茲更正），然未提出確據。今檢閱桑原此文，不妨再申前見。首須辨明者，《新·宰相表》亦錯誤屢出，不應先存最可信賴之成心，《新書》紀、表、誌（卷三五）、傳似同出《補實錄》之一源（說見前引拙著），若是，則五年說隻有《舊·攜傳》及《補實錄》兩種史料。六年說除桑原所引外，《舊》一六三《崔沆傳》稱，“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亦應加入六年說之內；換言之，六年說所據不同源之史料，似總比五年說為較多，今檢《舊·紀》一九下乾符五年三月後，“以吏部尚書鄭從讜、吏部侍郎崔沆考弘詞選人”，又六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試弘詞選人”，向例宰相不充試官；又《新·紀》《新·表》稱沆以吏侍轉戶侍（《舊·紀》作吏侍轉兵侍）入相，是六年三月以前沆未入相，亦即是六年三月以前鄭、盧並未罷相。鄭、盧未罷，則桑原之考定，完全失其所依矣。得此硬證，再加以前文強有力之反駁（巢入廣以前及以後之活動，吾人非提出確據，不能將其時間任意挪移；試讓一步言，承認入廣為五年事，則經浙東赴閩不能不移入四年下半年，然此時仙芝未死。且五年三月巢尚在河南，如何隔了兩月便到廣州？桑原竟有此論，正諺所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也！又如入廣在五年，則巢留嶺南應一年以上，史文更無可征信。或前或後均移動不得，故入廣非在六年不可），黃巢下廣州及鄭、盧罷相之必是乾符六年，可謂已成鐵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