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者剝削的結果是使占全人口極大多數的生產者——無告的農民陷於饑餓線下，而另一方麵，流寇的口號卻是“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1，以除力役，廢賦稅，保障生活為號召，以所掠散饑民，百姓稱這軍隊為“李公子仁義兵”。破洛陽時散福邸中庫金及富人貲給百姓。2又下令保護田禾，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對於一般地方官吏和紳富階級，卻毫不矜閔地加以殘殺。《平寇誌》卷六：“城陷若獲富室仕宦，則獻之巨帥，索其積而殺之。”唯一例外是有德於民的退休官吏。《明吏·王徵俊傳》：“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賊陷陽城，被執不屈，係之獄。士民爭頌其德，賊乃釋之。”《明吏·忠義傳》所記無數的鄉官和八股家的死難殉節，被史家文飾為忠義報國，其實不過是自己知道作惡過多，反正活不了，不如先自殺，或做困獸之鬥，企圖落一個好名聲而已。
流寇的初起，是各地陸續發動的，人自為戰，目的隻在不被饑餓所困死。後來勢力漸大，始有意識做打倒統治者的企圖。最後到了李自成在1643年渡漢江陷荊襄後，始恍然於統治者之庸劣無能，可取而代之。從此後便攻城守地，分置官守，做奪取政權的步驟。3果然不到兩年北京政府即被推翻，長江以北大部被統治在新政權之下。這是在流寇初起事時所意料不及的。其實與其說這是流寇的功績，還不如說是這古老的社會、經濟製度的自然崩潰比較妥當。戴笠作《流寇長篇序》，就統治階級的不合作這一點來說明流寇之成功，他說：“國之致亡，祖功宗德，天時人事均有之，非盡流寇之罪，賊雖凶狡絕人，亦借成就者之力也。主上則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惡直，好小人而疑君子，好速效而無遠計，好自大而恥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廷臣則善私而不善公，善結黨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不善執守，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資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因循而不善改轍，善大言虛氣而不善小心實事。百年以來，習為固然。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武臣非無能兵者，而必壓以庸劣文臣，間有不庸劣者而又信任不深，兵食不足，畏人以偏見邪說持其後，無敢展布。至於閹侍之情況，古今同然，不必言也。煤山之禍，眾力所共，闖賊獨受其名耳。”以明統治權之傾覆為眾力所共。文震孟於崇禎八年（1635）上疏論致亂之源說：“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蹙靡騁之懷，士民嗟束濕之困，商旅谘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這是說統治者的內部崩潰。“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自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複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饉，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麵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4這是說統治者的驅民死地，自掘墳墓。李自成檄數統治者的罪狀說：“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5前部的四項罪狀都是古已有之，是這古老社會的病態，不是崇禎及其廷臣所能負責的。在檄文中他特別提出他是代表農民利益，他本人是出於農民階級的，他說：“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6標著顯明的農民革命的旗幟向舊統治致死命的攻擊，對方則猶茫然於目前的危機，對內則互相猜嫌排斥，表現充分的不合作精神，對民則加力壓榨，驅其反抗，兩方的情勢達於尖銳化。以一小數的潰腐的統治集團來抵抗全體農民的襲擊，自然一觸即摧，明室的統治權於此告了終結，同時擁護這統治權的仕紳階級的壽命也從此中斷。假如沒有建州部族的乘機竄入，也許這反對宦官、科舉製度，誅鋤紳富的新統治者會給未來的曆史以新的意義。然而他們終於被一更新興的部族所粉碎，曇花一現的新統治權也隨之被消滅，給鏟除未盡的八股家、地主、商人們的舊集團以複蘇的機會，雖然這一舊靈魂已不複能恢複過去所有的勢位，然而他們會從文字的記載來詆毀已失敗的故人，從此片麵的曆史遂決定了所謂“流寇”事件的反麵意義，在文字上所見的流寇隻是一些極凶極惡、殺人放火、屠城等慘酷、殘忍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