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在從前，實在是一種文官考試。所試的科目，理應切於做官之用。然而曆代所試，都不是如此的。這真是一件極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來，則非略知曆史上此製度的發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來隻求有做官的智識技能（此智識兩字，指循例辦公的智識言，等於後世的幕友胥吏，不該括廣泛的智識），別無所謂學問的。後來社會進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須通知原理，並非循例辦事而已足。於是學問開始影響政治，講學問的人，亦即攙入政治界中。秦朝的禁“以古非今”，隻許學習“當代法令”，“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是和此趨勢相反的。漢朝的任用儒生，則順此趨勢而行。這自然是一種進步。但既知此，則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學問，不應將做官的人與學問之士，分為兩途，同時並用。然漢朝卻始終如此。隻要看當時的議論，總是以儒生、文吏並舉，便可知道。
《續漢書·百官誌注》引應劭《漢官儀》，載後漢光武帝的詔書，說“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禦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第一種是德行，第四種是才能，都是無從以文字考試的。第二種即係儒生，第三種即係文吏。左雄考試之法，所試的亦係這兩科。以後學者的議論，如《抱樸子》的《審舉篇》，極力主張考試製度，亦說律令可用試經之法試之。
國家的製度，則唐時明法仍與明經並行，所沿襲的還係漢製。曆千年而不知改變，已足驚奇。其後因流俗輕視諸科，把諸科概行廢去，明法一科，亦隨之而廢，當官所需用的智識技能，在文官考試中，遂至全然不占地位。（一）政治上的製度，既難於改變；（二）而迂儒又有一種見解，以為隻要經學通了，便一切事情，都可對付，法令等實用不著肄習，遂益使此製度固定了。曆史上有許多製度，憑空揣度，是無從明白其所以然的。非考其事實，觀其變遷不可。科舉製度，隻是其一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