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曆代有禁時多，征榷時少。因為昔人認酒為糜穀，而其物人人能製，要收稅或官賣，是極難的。曆代收酒稅認真的，莫如宋朝。其事亦起於唐中葉以後。宋時，諸州多置“務”自釀。縣和鎮鄉，則有許民釀而收其稅的。其收稅，多用投標之法，認稅最多的人，許其釀造，謂之“撲買”。承釀有一定年限。不及年限，而虧本停止，謂之“敗闕”。官吏為維持稅收起見，往往不許其停業。於是有勒令婚喪之家，買酒若幹的；甚有均攤之於民戶的，這變成強迫買酒了，如何可行？但酒稅在北宋，隻用為地方經費，如“酬獎役人”之類（當重難差徭的，以此調劑它）。到南宋，就列為中央經費了。官吏要維持收入，也是不得不然的。
收酒稅之法，最精明的，是趙開的“隔釀”，亦稱為“隔槽”。行之於四川，由官辟釀酒的場所，備釀酒的器具，使凡要釀酒的，都自備原料，到這裏來釀。出此範圍之外，便一概是私酒。這是為便於緝私起見，其立法是較簡易的，不過取民未免太苛罷了。
坑冶：在唐朝，或屬州郡，或隸鹽鐵使。宋朝，或官置鹽、冶、場、務，或由民承買，而以分數中賣於官，皆屬轉運使。元朝礦稅稱為稅課，年有定額。此外還有許多無定額的，總稱為額外課（額外課中，通行全國的，為契稅及曆本兩項）。
商稅是起於唐朝的藩鎮的，宋朝相沿未廢。分為住稅和過稅。住稅千分之三十，過稅千分之二十。州縣多置“監”“務”收取，關鎮亦有設置的。其所稅之物，隨地不同。照法律都應揭示明白，但實際能否如此，就不可知了。唐宋時的商稅，實際上是無甚關係的。關係重要的，倒要推對外的市舶司。
市舶司起於唐朝。《文獻通考》說：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為之。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案：慶立事見《新唐書·柳澤傳》，呂太一事見《舊唐書·代宗本紀》。又《新書·盧懷慎傳》說懷慎之子奐，“天寶初為南海太守，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幹其法。”合此數事觀之，似乎唐時的市舶使，多用中人。關係還不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