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上反對宋儒的，還有戴震。謂宋儒主張天理人欲之辨太過，以致（一）不顧人情。視斯民飲食男女之欲，為人生所不能無的，都以為毫無價值而不足恤。（二）而在上者皆得據理以責其下，下情卻不能上達，遂致有名分而無是非，人與人相處之道，日流於殘酷。此兩端：其前一說，乃宋學末流之弊，並非宋學的本意。後一說則由宋學家承認封建時代的秩序為社會合理的組織之故。戴氏攻之，似得其當。然戴氏亦不知其病根之所在，而說隻要舍理而論情，人與人的相處，就可以無問題，其說更粗淺牽強了。在現在的文化下所表現出來的人情，隻要率之而行，天下就可以太平無事麽？戴氏不是盲目的，何以毫無所見？
所以宋學衰敝以後，在主義上，能卓然自立，與宋學代興的，實無其人。梁啟超說：清代的學術，隻是方法運動，不是主義運動（見所著《清代學術概論》），可謂知言了。質實言之，清代考證之學，不過是宋學的一支派。宋學中陸王一派，是不講究讀書的，程朱一派本不然。朱子就是一個讀書極博的人。其後學如王應麟等，考據尤極精審。
清學的先驅，是明末諸大儒。其中顧炎武與清代考證之學，關係尤密，也是程朱一派（其喜言經世，則頗近永嘉）。清代所謂純漢學，實至乾嘉之世而後形成，前此還是兼采漢宋，擇善而從的。其門徑，和宋學並無區別。清學的功績，在其研究之功漸深，而日益趨於客觀。因務求古事的真相，覺得我們所根據的材料，很不完全，很不正確；材料的解釋，又極困難。乃致力於校勘；致力於輯佚；對於解釋古書的工具（即訓詁），尤為盡心。其結果，古書已佚而複見的，古義已晦而複明的不少，而其解決問題的方法，亦因經驗多了，知道憑臆判斷，自以為得事理之平，遠不如調查其來路，而憑以判斷者之確。於是折衷漢宋，變為分別漢宋，其主意，亦從求是變而為求真了（非不求是，乃以求真為求是）。清學至此，其所至，已非複宋儒所能限，然仍是一種方法的轉變，不足以自成一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