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對觀眾進行這樣簡短的分析，是因為對劇作家來說，觀眾的本質是他們從事創作時必須予以考慮的最重要的傳統因素。每一個藝術家都必須接受他所追求的藝術的傳統，但也許這些傳統慣例的性質足以使藝術本身成為次要的。十八世紀的一種詩學傳統是反對熱情，想象力必須以理性予以製約。所以創作出來的都隻是些小詩。現在，事實上，大部分觀眾的心智遠低於其知識分子成員，這是作家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我認為這樣一來，肯定會讓白話劇退到次要的地位。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從智力角度上來看，劇院落後於時代三十年，而知識分子由於戲劇作品的思想貧乏，很少去劇院了。我認為，當知識分子在劇院裏探尋思想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智力水平要低於人們的預期。思想是私密的事情，它是理性的產物。它取決於個人的心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思想的交流也是私密的，是從孕育它的頭腦到準備接受它的頭腦的過程，如果說“一個人的美食是另一個人的毒藥”，那麽“一個人的思想”就更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自明之理”。但是觀眾易受到群體性暗示的影響，而群體性暗示則會被人的情感所激發。我曾冒昧地認為，如果把觀眾按A到Z進行分類，比如，從《泰晤士報》（The Times）的評論家開始，代表字母A，一直到托特納姆考特路（Tottenham Court Road）上小店賣糖果的女孩結束，她代表字母Z，那麽觀眾的心智能力在字母O左右。所以，你怎麽能寫出這樣一個劇本呢？這個劇本的思想要重要到使《泰晤士報》的評論家端坐在劇院前排的一等席上觀看，同時又可以使坐在頂層樓座的女店員把那個牽著她手的年輕人拋諸腦後。當把他們都作為觀眾，融合在一個整體中時，唯一能影響他們的，幾乎都與情感的、普通的、基本的思想，即愛、死亡和人的命運有關。這些也是詩歌的根本思想。任何一個劇作家都能從這些主題中找到他想說的話，而這種話已經被說過了無數遍。因為偉大的真理太重要了，以至於不可能有所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