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朋友是內閣大臣，我寫信請他幫我個忙，於是我被邀請到陸軍部報到，但是我擔心被安排在英國做文書工作，同時也急著趕往法國，就加入了一個負責救護車的部門。雖然我並不覺得自己的愛國心比別人少，但我的愛國主義混合著新體驗給我帶來的興奮，我自踏入法國的那一刻，就開始做筆記。我一直保持著記錄的習慣，直到工作變得繁重，所以在每天下班後我都累得什麽都不想做，直接上床休息了。我很享受投入這種不需要負責任的新生活。離開學校後，不再有人命令過我，所以現在被安排要做這做那的時候，我很開心，做完後我會感覺，我的時間還是屬於我自己的。作為作家的時候，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相反，我覺得我連一分鍾都不能浪費。但現在不同，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小酒館閑聊數個鍾頭。我喜歡認識各種各樣的人，雖然我不再寫作，但他們的獨特個性還是珍藏在我的記憶中。我從未處於任何特殊的危險中。我很想知道，當處於危險中時，我會有什麽樣的感受。我從未覺得自己很勇敢，我也認為我沒有必要勇敢。我唯一一次可以考驗自己是否勇敢的機會就是在伊普爾（Ypres）的大廣場（Grande Place）上，我正走向另外一邊去看損毀嚴重的布商大廳（Cloth Makers Hall），我剛待過的那地方旁邊的牆被炮彈擊中，但我當時太驚愕了，根本沒有注意自己的心理狀態。
後來我加入了情報部門，我覺得這份工作比開救護車更適合我。這份工作讓我感到既浪漫又荒謬。我學會如何擺脫跟蹤的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秘密會見特工、以神秘的方式傳遞訊息、把報告秘密送出國界。這一切無疑是很有必要的，但也很容易使人想起當時那些廉價偵探小說裏的情節，與真實的戰爭脫離，我隻能把它留作某一天或許我會用到的素材。但它這種題材很老套，所以我懷疑自己是否能用得上它。在瑞士待了一年後，我在那的工作就結束了。這份工作大部分都在戶外進行，瑞士冬天酷寒，無論什麽天氣，為了工作，我都不得不穿越日內瓦湖（Lake of Geneva）。這使我當時的身體狀況很差。工作結束後，對我來說似乎沒有什麽事可做了，於是我去了美國，我的兩部戲劇即將在那裏上演。我想恢複內心的平靜，但由於自己的愚蠢和虛榮，這種平靜因一些偶發事件而破碎，這些事也沒必要細說了，於是我決定去南海（South Seas）。由於年輕時讀過《退潮》（The Ebb-Tide）和《營救者》（The Wrecker），所以一直很想去看看，我還想為我構思了很久的基於保羅·高更（Paul Gauguin）一生的小說去獲取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