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普通人對哲學的興趣在於其實用性。他想知道什麽是生命的價值，他應該如何生活，以及他可以賦予宇宙什麽意義。哲學家們紛紛後退，拒絕對這些問題給出哪怕隻是嚐試性的答案，他們這就是在逃避自己的責任。現在，普通人麵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就是罪惡的問題。
很奇怪的是，當他們談到罪惡的時候，哲學家經常以牙痛為例。他們公正地指出你感覺不到我的牙痛。他們受庇護的安逸生活似乎是折磨他們的唯一痛苦，人們幾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隨著美國牙科技術的進步，整個問題就可以理所當然地擱置不管了。有時候我想，如果哲學家在獲得學位，使他們得以把智慧傳授給年輕人之前，他們得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裏做一年的社會服務，或者靠其體力勞動去謀生，這將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他們曾經看到一個孩子死於腦膜炎，那他們將會以別樣的眼光看待與他們自身相關的一些問題。
如果這個主題不是如此切合當下，在讀《現象和實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中關於罪惡的章節時，我們很難不帶有嘲諷的意味。它的紳士派令人生畏。它給你的印象是，看重罪惡確實非常有失體統，盡管必須承認其存在，但對它大驚小怪則顯得不合理了。無論如何，罪惡都被過度誇大了，很明顯，其中也有很多好的成分。布拉德萊（Bradley）認為總體上沒有痛苦。事物的“絕對性”會更加豐富，因其包含了所有的不和諧和多樣性。他告訴我們，就像在機器裏一樣，零部件的阻力和壓力促成了最終目的的實現，這是任何單個零部件都達不到的，所以在一個更高的層麵上，它可能是“絕對”的。如果這是可能的，那麽它無疑是真實的。罪惡和錯誤有益於一個更為廣泛的計劃，並在這個計劃中得以實現。他們扮演了一個更高層次的“善”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就成為一種“善”。簡而言之，邪惡是對我們感官的欺騙，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