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太監、官吏和紳士所構成的上層階級一方麵自相剝削，一方麵又聯合地方種種方式去剝削農民。高高在上的窮奢極欲，夜以繼日，皇帝大臣們講長生，求“秘法”，肆昏**，興土木，紳士、豪商和其他有閑分子更承風導流。妓女、優伶、小唱、賭博、酗酒，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要素。昆曲和小品文發達正是這時代性的表現。假如一部文學作品是可以做一個時代的象征的話，那就是《金瓶梅》。另一方麵，農民卻在饑餓線下掙紮著，被力役、賦稅、苛捐、盜匪、災荒、官吏、鄉紳逼迫著；他們忍耐了幾輩子，受苦了幾十年，終於等到了大時代的來臨，火山口的爆發，從火光血海中，仿佛看見自己的出路！他們喪失了，或被天災所迫而舍去了耕地，便成為流浪的難民。他們即使能找到別的工作，也仍不免於凍餓。據《徐氏庖言》卷一：“都下貧民傭一日得錢二十四五文，僅足給食。三冬之月，衣不蔽體。”他們有生存的權利，有要求吃飽的權利。我們試一考查當時的米價：
天啟四年（1624年）蘇州米一石一兩二錢。
崇禎二年（1629年）蘇州糧一石折銀一兩有餘。
四年（1631年）延綏鬥米四錢。
十年（1637年）蘇州冬粟每石一兩二錢，白粟一兩一錢。
十三年（1640年）山東米石二十兩，河南米石百五十兩。蘇鬆米每石一兩六錢，秋杪糙米至每石二兩。
十四年（1641年）山東臨清米石二十四兩，蘇州白米每石三兩零。
十五年（1642年）蘇州米每升至九十文有零。
這雖是一個簡略的統計，並且隻是幾個地方在荒歉時的情形，不過也可由此窺見當時農民苦痛情形的一斑，由此以例全國，大概是不會相距甚遠的。
在這種情形下的農民，陡然遇見了得救的機會，即使不是很可靠的機會，也會毫不遲疑地抓住，犧牲一切，先去填飽肚皮和打倒過去曾壓迫過他們的敵人，這機會便是腐潰了幾十年的社會經濟所產生的“流寇”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