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做事總喜歡講道，寫文章的時候，總喜歡文以載道。因此，中國古代很多曆史書籍，不光寫曆史，還承擔著教育功能。
對司馬遷老爺子來說，如果寫的文章沒有教育意義，那還不如不寫。
《史記》裏經常出現“太史公曰”的一段話，那是司馬遷要發表自己的看法，開始評論主人公是好人還是壞人，做得正確與否，對大家有啥教育意義。
這和我們小學時候上思想品德課一樣，老師講完一個道德故事後，就會分析故事裏的主人公具有什麽優秀品德值得大家學習。
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更像是把它當作德育教材來寫。現在學校用的教材，都是根據教育部的課程標準編寫的。司馬遷編寫《史記》時，也是有課程標準的，而課程標準的製定人就是孔子。
司馬遷是西漢大儒董仲舒的首席弟子，儒家的優秀畢業生，他在編寫《史記》時，選取史料的課程標準就是“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意思是“以六藝這六本書，作為判斷史實真實性的依據；以孔子的言行，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
司馬遷在寫《史記》裏的趙世家時，他知曉《左傳》雖然存在一些記載的錯誤，但是對於下宮之難的記載，還是具有較高的準確性。
但是史學大家司馬遷，在下宮之難版本的選取上，放棄了可信度較高的《左傳》版本，選擇了可以拍成電視劇的趙國版本。因為趙國版本裏麵的人物有血有肉，愛憎分明，完全夠得上儒家核心價值觀裏的“仁義”二字。
換作你是司馬遷，手裏有兩個版本的“下宮之難”，一個裏麵盡是通奸、權謀、爭權奪利；另一個裏麵都是積極向上、舍生取義的人物，為了傳播正能量，你肯定也會選擇後者。
故事雖然可能是假的，但是勸人向善，總歸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