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黃道周的做法。顧誠在《南明史》中說：“黃非棟梁之材，守正而不能達變，敢於犯顏直諫而闊於事理，律己雖嚴而於世無補。”對於這句評論，我深以為然。
比如1638年（離明朝滅亡隻有六年了），楊嗣昌、陳新甲、方一藻有家喪，崇禎帝因形勢危急故，“奪情”起用，結果黃道周天天罵這三人不守孝道！
當時李自成、張獻忠已經把國家搞空了，明朝無力支撐兩邊作戰，清廷也有議和的想法，但黃道周說議和就是賣國，卻又拿不出一點兒行之有效能解決問題的策略。後人常有假設，倘若當初明朝議和或遷都到南京，有崇禎在，也許還有機會。
最後他自己帶著家丁殉國，這種精神在封建時代絕對是要提倡的。乾隆誇他，初衷非常簡單，就是要弄一個忠君愛國的標杆給大臣學。那時候清廷已入關多年，社會穩定了，需要這些。可誇歸誇，諡號卻給得非常普通，“忠端”意思就是忠誠端正，換一個角度理解就是除了忠心沒啥實際能力，對比乾隆給袁崇煥改諡號為“忠定”就可見了——以慮安民才可稱為“定”。
鐵鉉：逆向而行，孤膽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