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合理評判《悲劇的誕生》（1872）一書，我們就必須忘掉某些東西。它的錯誤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結果，也說明了它所包含的迷惑。我所說的錯誤是指我對於瓦格納主義的看法，似乎把它當作一種向上趨勢的象征。隻有在這個理由之下，我這篇論文才能算是瓦格納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從那個時候開始，他的名字一直與最大的希望連在一起。就《帕西法爾》而言，一直到今天，人們有時提醒我，責任主要是由我來負的，因為一般的看法，認為這個運動對文化是有很大的價值。
我時常發現，人們引用這本書以作為“從音樂精神而產生的悲劇之再生”。他們隻為瓦格納的藝術、目標和使命尋求一個新的公式。因此，隱藏在這本書中的基本重要性，卻完全被忽略了。對這本書而言，“希臘精神與悲觀主義”可能是一個比較不含混的名稱。因為用這個名稱，可以表示出這本書的第一個目的，是表示希臘人如何成功地利用悲觀主義，他們如何克服它。悲劇就是一個證據，證明希臘人並不是悲觀主義者，在這裏，和其他地方一樣，叔本華是錯誤的。
老實說，《悲劇的誕生》一書，誕生的時間很不恰當。沒有人會想到，它是在沃斯戰役中產生。我是在寒冷的九月晚間，於邁茨城(1)的牆垣下，想出這些問題的，因為那時我正服軍役，擔任醫院護理工作，但人們卻會相信它是在五十年前寫成的。這本書毫不牽涉政治，今天人們會說，這是“非德國式的”，卻有著強烈的黑格爾氣息。隻有很少的話帶有叔本華所特有的腐屍難聞的氣味。
這裏有個問題，狄俄尼索斯概念和阿波羅概念的對立，被轉變為形而上學，把這個觀念的展開當作曆史本身。在悲劇之中，這個對立融合在一起，而成為一個更高的統一體。從這個觀點來看，以往從未交錯在一起的東西，現在突然間使它們麵麵相對了，結果它們彼此互相啟發，互相解釋了例如歌劇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