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大約成稿於三十年前，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倘要問我為何對明末儒學有興趣，我的回答是：並非因為其中有某種西洋式的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見解，而是意識到，由朱子學與陽明學的矛盾糾葛而催生的一種深刻的體認之學，不但對於未來世界的思想界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它也成了本人思想的原動力。
我曾有一段用西洋學的方法研究宋明思想的經曆。例如，我將自己的九州大學畢業論文題名為《朱子學的存在論》就是最好的證明。該論文立足於西方存在論，解釋了朱子學的理論與實踐，認為中國哲學中有與西洋哲學相同的內容。當時我還自我滿足於這種看法，然而現在看來，這種比較未免犯了西洋人侈談中國人不識自家珍寶的錯誤。
大約四十年前，我曾立誌對傳統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深刻反省，最終我痛感到，如果忽略體認自得的實踐而空談理論，那就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學的真諦。然而就實踐而言，如果隻是用西洋式的研究方法來闡明，那也無非是提倡尼采、柏格森的純粹經驗論和直覺主義，始終隻是記述而已。因為這種方法忘記了這一點：對於一種縝密深刻的學說，如果不用真切的工夫去體認，終究是不能得其精髓的，即便是今天亦依然如此。
在當今中國哲學的研究者中，仍不乏醉心於依據西歐思潮和西洋學風解釋中國哲學的人，他們還自以為這種研究方法是“創造性的”、“嶄新的”方法。然而，這和真正的“創新”相差十萬八千裏。對此，我在三十多歲時已有所覺悟，從而促使自己從外表浮麵的研究轉向內在深層的探索。雖然這樣做可能會被誤認為是崇尚注解和詮釋而非真正的內在研究，但我還是心甘情願地去進行探索。
那麽，是出於什麽動機才促使我立誌於中國哲學研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