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楚望認為，現實人類社會中的道德構建，在例如《大學》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樣的日用常行、人倫庶物、經綸裁成中，存在著天地之心、人類性命之最真切的東西，隻有在此處實事實踐，才能以誠的偉大精神通天、地、人，而與性命神化的大本達道相契合。依於事者乃道之體，所以他強調“事外無理”、“事即道”、“行即學”（參見《時習新知》卷5、卷4）；並且說：“理若不通於事，則儒業不敦。”（同上書卷4）在這裏，他以“日用”為養心養性，以“民物”為盡心盡性，並認為這才看到了強調體用的《論語》之“下學上達”的本旨，這才是儒家的本領。
這種“實學”，雖是宋以來理學家已經講過的，但楚望認為，如果不能在實事的表象外達到心性的隱微工夫，或者說，即使強調前者之要，但如果隻單舉後者，那也是用“上達”代替“下學”，其結果便會以執體滅用、澄心默坐、明心見性為事，從而導致遺棄外在之民物人倫的佛、老的偏枯無實和觀空無相。
從這一立場出發，他對以往宋明理學家的形而上學的性學、心學做了犀利的批判。例如，他認為，朱子以《大學》的誠、正為學，陽明以“致良知”為要，都是宗本心法而單舉誠、正或“致良知”的，所以是上達即下學之道，從而陷入了佛、老之弊（參見《時習新知》卷4；手抄本《小山草堂集》卷9；《明儒學案》卷55，《諸儒學案下三·四書攝提》）。
楚望有理由因陽明之學為宗心之學而斥責之，但他以朱子之學為宗心之學而反對之的理由又是什麽呢？楚望說，朱子憂慮陸學及楊龜山以下的陷禪，故而注重讀書窮理，但又認識到他們陷於支離，於是以《大學》的“正心誠意”四字為學。這是一麵斥責以心法（上達）為宗旨的“理”，一麵反而自己陷於禪（參見《時習新知》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