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恩師岡田武彥先生在50年前寫的，首次出版到現在已過了45年。該書中文翻譯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其間因出版問題而經過多次反複，折騰了近10年，最後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今年正好15年，可謂事已過三，好事多磨！正因“過三”而又“多磨”，所以無論翻譯質量還是出版質量，用現在的標準衡量，都存在不小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一是原書本身的問題。岡田武彥先生著書立說有其固有的習慣和方式，其核心即是用古人的話語係統，敘述和解讀原著原典，以闡釋和發揮自己思想，並把個性化的理解和思考融化在對研究對象的“追體認”的過程之中。因此，其語言的現場感和今世感是其最大長處。讀他的書，就像在讀其個人之哲學，既充滿古人之義理，又飽含自我之哲思。在這方麵，是絕非普通學術史、思想史論著所能比擬的。但缺點是在寫作過程中，引文出處不太按照現代學術規範行事，導致原書在典籍引用上，或者差錯率較高，或者完整性欠缺，以致造成引文不全、出處不明、存有遺漏等問題的大量存在。對於這種寫作習慣，岡田先生本人非常清楚。他常對我說，自己是個思想者，而非學問家，故而在思索寫作時，喜歡天馬行空，縱橫捭闔，而不拘泥於史料考證和文獻的完整性。遺憾的是，盡管這些問題在原書中早就存在，但二十多年前筆者與屠承先先生在分工翻譯時，以及後來吳光先生在對全書進行統稿時，都未對此引起足夠的重視；加之當時核對原文較為困難等客觀上的原因，致使譯者和統稿者選擇了較為“偷懶”的辦法，即放棄對原書引文的核對，而大多采用意譯的辦法；放棄翻譯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對原典的把握和理解，而大多借助原作者的個人話語係統。其結果，不僅使譯者和統稿者失去了彌補原書缺憾的機會，同時也給閱讀者帶來了許多困惑與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