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華民族而言，那確實是個偉大的時代。
那十年，是以侵略者一舉占領東三省開始的。它來勢凶猛，恨不得將偌大的神州大地一口吞下。
那時，活著可真憋氣啊！天邊烏雲密布。人走在街上，帽簷拉得低低的。牙關卻在咬緊，拳頭攥出汗來。忍氣吞聲，眼淚往肚裏咽。人人都在自問著：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祖國，憑什麽就教人這麽踩在腳下！
第七個年頭上，那隻毛茸茸的魔爪又想在盧溝橋重演柳條溝的故技。這回可沒那麽便宜了。整個中華民族舉起拳頭，展開了一場八年的殊死搏鬥。
三十年代是由隱忍到火拚、由低沉到昂揚的十年，也是甲午戰爭後，中華民族毅然抬起頭的十年。
那也恰恰是我的青年時期的開始。
一九三一年，我一方麵忙著鑽入大學，同時又在奔走著一場絕望的戀愛——而且是初戀。船駛過中國海時，我倚著船舷佇立在甲板上，確曾像哈姆雷特那樣徘徊在生與死的邊緣。我終於還是太愛惜生命了，想到媽媽養我，把我帶大多麽不容易。盡管灰綠色的海水**力很大，我沒有跳。
足足兩年，我生活在一座四四方方的寺院裏，成天同皈依天主的洋神父打交道。拉丁文我始終也沒學好，可愛爾蘭民族那憂鬱氣質卻感染了我。我捧讀葉芝的詩，沁格·葛蕾格萊夫人和奧凱西的戲，以及喬伊斯的小說，著了迷。
去福州漂**一年後，我又來到未名湖畔。這裏，我開始了小說的寫作。印第一本集子時，我曾設想封麵該畫上一座石舫。未名湖心有個小島。這石舫就連接著小島的東岸，與南岸的花神廟遙遙相對。那時，我每天就坐在石舫一端，朝映著水塔倒影的湖水出神。《籬下集》和《栗子》中一些人物和故事，就是在那湖光月影中湧上心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