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至1945年末，張愛玲與胡蘭成那段婚姻漸漸從熱烈走向頹態，這期間也是她創作的巔峰。此時張愛玲像極了夏日裏盛開的鳳凰樹，在孤島上海這片精神上貧瘠的城市裏通紅通紅地燒起來。
柯靈說張愛玲：“我想起《傾城之戀》裏的一段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麽是因？什麽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便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曆史上的地位有什麽微妙之處。如果不嫌擬於不倫，隻要把其中的‘香港’改為‘上海’，‘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是天造地設。”
在那個時代，悲哀的土地上每天都有苦難與死亡的訊息傳來，這些訊息既來源於外族入侵，也來源於國家政治更迭導致的內禍頻仍，還來自於時代劇烈變革時新舊思想的激烈鬥爭。在張愛玲的小說裏，一個個利欲驅使下的罪惡靈魂，殘忍釀造一個個蒼涼悲苦的命運，無端惹出一幕幕人間悲劇。她揭示和批判的是那個時代欲壑難填的人性，這是她引起上海乃至全國文學界重視的原因。
此時的中國文學因抗日戰爭及政權割據引發了地域分割。而張愛玲的通俗文學，儼然成了孤島時期上海文學的製高點。全因她所處的環境太特殊了，她的文學貢獻也顯得那麽特別而重要。
身處孤島上海的張愛玲與胡蘭成整日膩歪在公寓裏，男棄耕女廢織的，張愛玲哪有心思寫小說，雜誌社一個勁兒催稿子，惱了便糊弄幾個字，又支起下頜癡癡地想他了。1944年5月，《萬象》雜誌發表了《論張愛玲的小說》，筆名“迅雨”。張愛玲見了這篇文章好奇，抑或心想沒準兒又是哪位在誇我文章好。一開始讀還好，誰料越看下去臉越黃。